亚当·斯密是近代英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杰出的伦理学家。斯密有两部著作流传于世，分别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国富论》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建立了一套以“富国裕民”为目的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阐述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的的伦理思想。而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学者对这两部著作关系提出质疑。德国历史学派指出，斯密的两种学说体系相互矛盾，无法统一，因为《道德情操沦》是以同情心作为人性基础，而《国富论》则将人的行为归结为自私。所以，斯密是伦理学上利他主义者，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这就是“斯密问题”。历史学派对“斯密问题”的解释足斯密在写这两本书时在对人性的认识上经历了从利他主义到利己主义的转变，在写《道德情操沦》时，斯密受到了哈奇逊的以“仁慈”为道德基础的观点和休谟的同情观影响，因而以同情心为人性基础，而在写《国富论》时，旅法的经历使他深受魁条、杜尔阁等重农学派学者的影响，因而由利他主义转向了利己主义。　　 亚当·斯密生活于十八世纪的英国。整个欧洲的文化传统和哲学思潮是斯密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的重要理论基础。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潮、休谟、哈奇逊、重农学派和西方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都对斯密的道德哲学思想形成产生了相当地影响。在斯密时代，道德哲学几乎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它不仅包括道德哲学，而且也包括神学、法学和政治学。而政治学所讲的是政府原理和政治制度，以及政治管理与商业、政府财政、金融、警察和军事财政。因此，作为“经济学家的斯密”和作为“道德哲学家的斯密”这两个称呼，是后人根据经济学己从道德哲学中分化出来并独立为一个学科的事实而赋予斯密的两个头衔。实际上，在斯密的时代，经济学还未完全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它从属于道德哲学，其内容是道德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对于斯密来说，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家也就表明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极高成就。在斯密那里，经济学从属于道德哲学，所以不存在二者的矛盾、冲突的问题，从而“斯密问题”至少在斯密的时代和对斯密本人来说不是一个“问题”。　　 本文通过对“亚当·斯密问题”的历史形成和哲学逻辑(第三章)的分析，试图揭示斯密著作中的人性，无论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既不是完全利己的也不是完全利他的，利己心和利他心是“斯密式”人性中并存的两个方面。这里斯密心中的人已不是个别人，而是社会人。正是这种社会性，一方面从根本上规定了人的“同情心”、“利他心”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规定了“自利”的现实内容和实现方式。而“经济人”和“道德人”之间的桥梁纽带就是“同感”和“看不见的手”。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本文从“经济人”、“经济活动”的内涵和现实表现形式入手分析论述了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道德性意蕴。最后，再以“自利”为主线，通过对斯密道德哲学思想体系中“同情心”、“道德情操”和社会伦理规则等思想内容的分析说明，来论述道德规范和道德机制对于经济活动过程的人的“自利”行为的影响和约束。　　 虽然“亚当·斯密问题”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热烈讨论和颇具争议的问题，但是所谓“斯密问题”实际上是对斯密经济伦理思想体系缺乏整体了解的表现。斯密用“自利”、“经济人”、“互利”、“看不见的手”等思想概念把《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的利他和利己的人性特点相统一。因此，作为道德哲学家和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不仪在于他把经济理论建立在对人性承认的哲学基础之上，更重要的足他发现了利己与利他、经济与伦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有机统一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对于“亚当·斯密问题”的研究和关注在现时代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本文第六章重点论述了“亚当·斯密问题”的历史意义和对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启示，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