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央行通过各种措施加强金融市场预期管理,在引导金融市场预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克服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弊端,间接提振了市场主体的发展信心,促进了市场主体形成乐观预期。然而2018年以来,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人民币汇率波动明显增大,对我国应对内外部风险冲击提出了挑战。同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针对性主动引导市场预期”,同时首次提出“六稳”方针,提出“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其中稳预期凸显了政府加强对于公众预期沟通和引导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金融委召开“金融市场预期管理”专家座谈会后,央行与市场沟通的频率明显提高,将央行预期管理的作用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并做出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部署,目前我国正在从出口导向战略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无论是进口贸易以满足国内大循环,还是出口贸易以满足国内国际双循环都需要稳定的汇率环境,同时,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央行正在逐步退出以常态化外汇干预为主的直接汇率调控措施,这对于外汇市场应对汇率风险冲击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就需要更加注重央行与外汇市场的沟通。我国央行外汇市场预期管理如何更好的顺应金融改革的要求,切实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形成的重要基础,一直以来也是我国央行汇率管理的重要议题。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清晰界定中央银行预期管理的内涵以及对预期管理理论发展脉络进行概述,在对既有文献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中央银行预期管理、为什么需要中央银行预期管理、中央银行预期管理是否有效的逻辑链条展开文献综述,具体从四个方面对中央银行预期管理的重要性性和有效性进行探讨。并且针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发展阶段的差异,分别对两类经济体央行预期管理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入研究,详细考察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央银行沟通实践,并从中提炼出一系列可供借鉴的预期管理方式方法。第二,全面系统性的阐述了我国外汇市场发展历程和汇率制度变迁,从传统预期管理和现代预期管理两个角度对我国央行外汇市场预期管理现状、动因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随后以两种预期管理方式为理论依据建立模型。其一,构建外汇市场局部均衡理论模型,对我国外汇干预影响人民币汇率预期的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二,借助央行的书面和口头沟通的政策立场和观点,手动整理我国央行外汇市场的汇率沟通事件,通过EGARH模型对我国外汇市场汇率沟通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并与外汇干预进行对比分析。第三,由于我国金融改革尚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总体处于管制和市场化之间的阶段,考虑到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不同阶段,外汇市场预期管理的效果可能并不一致,为检验在不同金融发展阶段如何更好的发挥预期管理效用,降低潜在社会福利损失,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预期管理设定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和数值模拟政策检验,以探求央行外汇市场最优预期管理路径。最后论文具体考察了我国央行的外汇市场预期管理的实践,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央行进行外汇市场预期管理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央行的外汇市场预期管理措施来看,并不存在最优的中央银行预期管理方式,发达经济体由于资本市场发达,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强,本身可能就是国际危机产生的源头,因此多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开放来获取央行更大的独立性,外汇市场管理多以汇率沟通为主,而新兴经济体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较低,多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账户管制,以应对可能的外部冲击,其央行外汇储备往往较为充足,倾向于外汇干预为主,每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尽相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也不一样。因此,各国中央银行外汇市场的管理形式也不尽相同,需要根据制度和经济特征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外汇市场预期管理措施。第二,在多目标制的货币政策下,央行通过外汇干预进行预期管理,需要考虑到干预给予宏观经济带来的多重效应,即对基础货币供给波动、经常账户盈余、国内信贷增长的多重影响,我国央行外汇市场预期管理需要权衡保持汇率稳定与基础货币稳定的目标,央行冲销式外汇干预政策有助于保持基础货币供给稳定,短期内外汇干预会加剧人民币汇率预期波动。因此,随着我国外汇市场化改革推进,央行需要积极引导外汇市场参与者的理性预期,给与市场以清晰和明确的信号实现预期管理作用,既要看到一项政策措施的短期效果也要预测到长期效果,才能实现政策真正达到预期目的。因此,未来央行需要加强各类货币政策工具的综合性运用,强化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的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提高预期管理政策效果,应该注意在外汇市场出现非理性预期时,央行“出手”应果断而不武断,以“循循善诱”的方式加强外汇市场沟通和预期引导,降低外汇干预等措施可能导致的溢出效应,通过“以理服人”引导人民币汇率预期实现最优目标。第三,通过实证分析研究我国央行在外汇市场的外汇干预和汇率沟通的具体作用,发现两者均能显著影响和引导人民币汇率预期,发挥跨周期和逆周期的调节作用,央行外汇干预可以有效降低人民币汇率预期波动,在短期内央行外汇干预效果要优于汇率沟通,而长期内汇率沟通的效果要优于外汇干预。但在2015年“8·11”汇率改革前后两个时间段内,央行外汇市场预期管理的效果是有差异的。其中在汇率改革前,央行汇率沟通增大了人民币汇汇率预期波动,同样央行外汇干预对于人民币汇率短期预期波动影响也较为显著,而在汇率改革后,央行汇率沟通和外汇干预均不是引起人民币汇率预期波动的原因,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成为导致人民币汇率预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外汇市场预期管理可以作为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一种重要补充。本文研究的主要创新如下:第一,通过构建局部均衡理论模型,运用TVPVAR模型验证了我国央行外汇市场外汇干预带来的多重效应,验证了我国央行外汇干预的局限性。第二,运用EGARCH模型从均值方程和方差方程两方面实证研究了央行外汇市场预期管理对于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影响,对央行外汇市场外汇干预和汇率沟通有效性进行对比分析,更进一步对两者的动态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第三,为配合考察我国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不同进程下,我国央行外汇市场预期管理的不同效果,构建了一个新凯恩斯开放经济DSGE模型,分别在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下,模拟全球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的现实冲击效应,具体包含预期误差、家庭外币债券规模和外国央行负利率冲击,研究我国央行外汇市场预期管理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传导效应和作用机制。同时,利用传统央行通胀与产出缺口波动,以及汇率与外储的缺口波动两个方面综合度量社会福利损失,对外汇市场预期管理的效果进行数值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