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语言论转向对20世纪至今的文学理论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语言论转向自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研究开始。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首先将语言视作符号,指出了语言是实质,而不是工具。他提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结合而成的整体,符号具有任意性,分析了价值由差异性产生,符号的实际操作则依靠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协同作用等,构成了语言论转向的理论基础。受到索绪尔的启发,文学理论家们纷纷投入到了这种语言符号理论的思考中去,并且立足于语言,在文学理论领域中开拓出了新的丰硕的理论成果,甚至可以说20世纪至今取得的所有文学理论成果,都与语言论转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这些文学理论成果进行梳理,可以归纳为诗学的和政治学的这两个方向。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语言论转向的缘由,以及在此转向之下,文学理论是如何沿着诗学的和政治学的两条途径不断生发。在诗学的途径中,本文主要以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雅各布森的隐喻和换喻、罗兰·巴特对叙事文本的分析和乔纳森·卡勒对结构主义诗学的探讨为例,解释诗性是如何产生的,并且举例分析通过怎样的符号操作可以生产意义；而另一方面,福柯首先关注到了语言可能产生的压制力量,提出了话语为什么是权力,他对知识/权力理论的建构,给那些关注文本政治性的学者提供理论基础和发声途径,引发后殖民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和身份政治等等领域产生了无数理论成果。本文主要是期望通过对语言符号理论的分析,以诗学的和政治学的两条路径中的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为例,分析这种将注意力集中于语言符号本身的研究视角在20世纪至今的文学理论界产生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