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概念甫一提出，迅即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的热门语汇，在公共行政学领域尤为如此。治理既不笃信独大的国家，也不膜拜单一的自由市场，从而超越了国家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抽象对立，具有巨大的理论解释力。随着适用范围、领域不断扩大，治理概念变得模糊，理论观点也日益繁多，这就影响了理论的具体性及其应用。因此，将治理理论置于其主要依托学科和批评对象——公共行政学的学科背景下，厘清其含义，指明其贡献与局限，并判断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就显得十分重要。而且，治理理论多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它被应用于中国时，会遭遇到西方范式与中国经验之间的紧张关系，检视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并基于中国经验拓展这一理论，不仅对于治理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建构自主的中国社会科学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相对于统治，治理是一种趋势，这一趋势意味着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调整的目的在于应对原先政治社会格局、公共事务中的不可治理性；在调整中，政府之外的力量被更多地强调，国家中心的地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新的组合所替代。这也意味着，由于不同国家在既有制度结构、传统、不可治理性等方面存在差异，治理实践不存在一种统一模式。多中心、分权化、公民参等主张使得治理理论具有很强的“社会中心”色彩，但治理不是对等级结构的简单摧毁，它恰恰镶嵌于等级结构之中。元治理概念主张将国家请回“中心”的位置，国家不仅要在治理过程中承担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在治理失败时，国家是惟一能对结局负责并承担后果的行动者。“国家的回退”与“向国家的回退”似乎构成了一对矛盾，但这恰好说明已有的“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都已不敷用。　　 治理理论对民主模式及民主制行政的独特认识，实现了公共行政学的重大进展。治理理论否定了“适用于所有层次”的民主模式的可能性，力求具有可操作性的参与式民主，并试图找到代议制民主与参与式民主的较好结合方式。治理理论在政治-行政二分和行政国家形成后，实现了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的重新交融。它强调民主的决策功能，让决策不再是立法者和行政官僚的专利，这些论点不仅更新了民主理论的某些基本观念，也为民主制行政提供了理论基础，让民主的公共行政具有了现实的可能。　　 治理理论与传统公共行政学说、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理论之间存在着批判和继承关系。治理理论体现了超越既有公共行政范式的努力，然而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它尚未成为新的公共行政范式。尽管如此，治理理论的一系列核心主张表明，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公共行政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野。治理理论和实践中致力于将效率考量和民主（价值）考量一体化，这是对当代公共行政学的一个重要推进。大量实证研究也证明，民主价值和效率可以用同一个过程中以类似的手段来实现，这印证了“社会性效率”概念并非虚无缥缈。不过，治理理论也有走向实用主义的迹象。　　 当代中国与西方国家一样面对着大量不可治理性的挑战，而且它还担负着现代公共行政体系建设等未竟的国家建构任务。一些论者认为，中国“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和“未完成现代性国家建构”，因而治理理论不适用于中国。遵循着杰索普“策略性-关系性”研究路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组织目前只有“镶嵌的自主性”，但已经构成了国家体系之外的另一种推动力量。中国政治和行政体制并非铁板一块，在市场化进程的作用下，公民的参与空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拓展。特别是，地方政府由于拥有一定的自主性，而且面临着为公民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艰巨任务，因此在采用新的政策工具、与社会力量合作方面有一定的主动性。这些都为中国的治理发生提供了可能。来自地方层面的三个个案也为治理的中国适用性提供了佐证。当然，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是有限度的——它可以在局部和地方的公共事务治理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也能触动地方政府的公共行政方式演进，但在“政治进步”方面的作用可能较为有限，甚至目前也不能迅速改变中国公共行政的整体面貌。尽管如此，治理对于实现善治的作用仍然值得期许。中国经验对治理理论的拓展作用在于，它说明了非西方背景下的治理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功能何在；同时，它还对非西方社会的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