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02年，萧衍取代南齐建立梁朝，至公元557年萧琮禅位于陈，萧梁王朝共存在了五十五年。入梁之前，玄学思想的发展与传播，已经历两百五十余年，新义纷呈的玄学理论，为梁代文人应对现实需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传播中的玄学文献则为梁代文人接受玄学资源提供了物质载体。梁武帝为巩固政权，施行了一套政治意图明确的文化整合政策:在政治领域积极复兴儒学，以消除玄学政治带来的弊病;在文化领域大力倡导玄学，促成了玄学的再次兴盛，培养了以玄学思想为主导的士人文化品格;也使得梁代呈现出儒学、佛学、玄学并重的思想格局。同时，在这种文化政策下，梁代玄学的接受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宫廷中的“讲论”成为玄学研习和交流的新方式;“讲论”融合了玄学清谈、儒经讲习、佛教说法的形式，“讲论”的内容不仅包含“三玄”、《列子》，也兼容佛学和儒经;与“讲论”相应，学术领域出现了以发挥义理为特征的“义疏学”。　　梁武帝利用文人力量取得皇权，深知笼络文人群体之必要，及依靠文学重塑皇权神圣性之重要。他重用文人，明确区分文学的应用领域，试图纯化政治实用性文学的话语系统，以维护皇权政治的严肃性。同时，为满足玄学化士族文化生活上的需求，梁武帝对无涉政教的文学创作持宽容态度，给予了纯文学创作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文学创作能够在实践活动中实现这种区分，有赖于玄学思想对文人观念的长期影响，梁武帝则深受此影响，他继承了东晋高门士族的文化活动形式，在宫廷中频繁组织宴会雅集，与文臣赋诗联句，使宴会雅集成为了梁代宫廷主要的文学活动形式，推动了梁代文士的群体创作，为梁代文学兴盛提供了强大助力。梁武帝的重文举措也促成了江东本土士族和北来低等士族在文学领域的崛起，出现了以文学才华提升政治地位的文学贵族。这些新贵族能够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迅速崛起，依赖的是其家族在南朝经历的玄学化、文雅化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使得梁代玄学主体人群与文学主体人群形成了高度重合，为玄学与文学交互影响的深入提供了可能。　　梁代的文学批评兴盛，对文学现象、文学创作法则、文学评价标准等问题的探讨，转向了对文学存在的深层思索，丰富的玄学理论为这些探索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观念支持。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文学认识、理论架构、文学观念上都受到了王弼玄学的深刻影响，他以本末体用的思维方式来分析文学弊病产生的原因，探讨革除文学弊病的方式;在文学理论架构中运用了“援道入儒”的方式，将其儒家文学立场与道家文学本体观贯通一如，为其以儒家经典为宗的文学主张寻得了哲学依据。刘勰的文学本体观也大量移用了王弼的玄学思想，他将“道”视为文学的本体，“自然”视为文学存在的固有属性，论证了“采”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规定，并将文学创作的过程视作沟通“道”的“神思”活动。钟嵘《诗品》对五言诗的评价更多地受到了自然论玄学的影响，自然论玄学论证了“自然”是一切存在的应然状态，诗歌亦不例外，故“自然”成为了文学表达的终极追求。钟嵘标举“清雅”，要求文学创作遵循节制、和谐的表达规范，排斥创作中语言修饰与情感表达的不足和过度，正是为了表现诗歌的“自然英旨”。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兼容贵无论与崇有论影响，而偏重于崇有论。萧子显认为文学的本体是个体的“性情”、“神明”，文学作品则是“性情”的表现，二者是本体与末用的关系;“性情”、“神明”是不变的、唯一的，“神”作为本体，感召而出的“象”则是无穷的，故文学作品又是多样的;文学创作之所以不断发生变化，其因为在于个体的“爱嗜”各有不同，而“爱嗜”又本源于个体的“性情”，文学的变化只能决定于其“自性”，故萧子显的“新变”观实际要求文学将其“自性”发挥至极致。此文学观，与郭象“物尽其性”的思想完全吻合。总体而言，文学批评在梁代的兴盛与玄学的接受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并且玄学思想的传播对文学走向自觉提供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梁代中后期的文人，继承了前期文学理论中形成的文学共识，普遍接受了文本于自然的文学观念，对文学创作的自然性和无功利性有了明确的认识，并在文学表达中追求一种节制均衡的自然之美。在这些共识之下，不同文学家的文学观念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对玄学的接受也各有不同。萧统是站在儒家文学立场上来接受玄学的，他对陶渊明文学作品，及其“文德”的推崇，反映出他对玄学审美风格、玄学精神品质的接受和推崇。萧纲与萧统不同，他对文学现象的批评、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没有预设的价值立场，着眼点只在作品是否具有文学性，其文学主张的目的，只是为了使文学创作更加符合文学的应然状态。萧纲的文学认识更加接近于萧子显，其认识形成的哲学依据也多来自崇有论玄学。萧绎的文学思想与萧纲接近，他对文学作品的评价着眼于文学性本身，对文学的抒情性和语言美有着明确的认识，影响其文学认识的思想主要是玄学。同时，萧绎的文学立场也并非是儒家的，他并不重视文学的政教功能，他的“立言不朽”思想虽然来自于儒家，但“立言”本身本书是其自主精神和个性特色的载体，所立之言又不限于儒家，是一位兼容众说的杂家。　　进入南朝后，文学作品中直接展现玄思、玄理的现象逐渐消失，但作品中所蕴含的玄学思想却并未消退，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玄化。具体来说，梁代文学作品中有五类主题与文人对玄学思想的接受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一是对理想政治的描绘。梁代文人笔下的理想社会是上古三代的“无为而治”，对帝王理想人格的要求则是顺应和无为，强调君主取舍进退要顺应时势，以“时”与“因”为原则，其思想根源来自王弼玄学。二是对性命之道的探讨。刘峻《辨命论》中对“天命”与“人力”关系的重新思考，是借“辨命”来批判现实社会，与正始、竹林玄学家通过阐释“自然”来质疑和批判社会具有同样的逻辑理路，并且继承了玄学家不委命于神灵的传统，从本体论角度探讨了道德法则建立的哲学依据。三是对理想人生的想象。梁代文人的理想人生是游心自然之间，求得适性逍遥。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隐逸情怀，是对这种理想人生的寄托。这种文化心理本身与玄学自由精神对士人熏陶有关，同时士人以何种方式来满足这种心理需求，又因个体对玄学思想的具体选择利用而各有不同。四是对自然世界的关注。郭象的“崇有论”玄学认为“天地以万物为本”，既然万事万物的本体不在他物，而在于自身，那么体知自然之道，就无需在茫然宇宙中领悟不可言说之玄理，而当在观察和感知自然中获得适性自足。梁代文学作品正是以自然世界为观察和感知的对象，以文学创作作为沟通个体神思与自然之道的媒介。五是对女性美和情欲表达的肯定。文学创作中女性美成为独立的客体，女性情感也被文人普遍关注，乐府民歌大胆直白抒情形式为文人所青睐，文人的创作中不乏对情欲的直接表达。这些文学现象之所以能够在梁代出现，根本原因在于玄学思想论证了情欲作为人的一种本性，它是源于自然，生于自然的，而人生的真谛就是要顺应人之常性，肆性情之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