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湖北省大冶县陈贵镇1957-1964年的档案材料为基础,以历史社会学的视角考察了湖北省大冶县矿山人民公社在整风运动背景下建立和运作的过程。研究发现：在这场具有高度计划性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整风作为一种手段与形式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整风既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得以展开的重要原因,又为公社体制的维持提供了持续性的外部压力。围绕着对二者关系的阐释,论文还以底层视角深入考察了基层民众在公社化期间对以整风为背景的强制性改造的应对策略,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矿山人民公社基层民众所表现出来的对于集体化运动的激情、盲动与喧嚣,究其实质,更多是一种高强度政治压力下的生存理性的反映。本文运用整风运动中的“鸣放”材料,展现了“高级社”向人民公社过渡时期个案点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农业合作化一集体化运动的真实看法。研究发现,在这一时期,基层民众曾经获得过短暂而开放的自由说话空间。因此,透过这些档案材料的呈现与分析,我们发现,底层乡村民众对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制度的优越性、统购统销制度、城乡居民生活差异,干部等级制度及干群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诸多质疑甚至是批评,这让我们看到被一般教科书所遮蔽的历史的复杂性。论文进一步考察了整风运动进入反右阶段后,上层利用强大的政治压力与惩戒机制来消弭基层杂音,进行思想规训的过程。研究发现,反右运动让基层的干部和群众不再敢发声,他们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放弃或者隐藏了自身的想法,反过来对急骤而至的公社化运动表现出顺从或迎合的态度,正是在这种底层理性的驱使之下,人民公社得以迅速建立。透过对矿山人民公社建立过程中的典型事件“矿山事件”的分析,论文进一步展现了公社化运动中的政治压力机制。指出在政治高压之下,传统乡村社会的社会关联纽带进一步断裂,基层干部和群众失去了与上层博弈的资源,乡村社会逐渐沦为原子化的场域,从而试图从另一个视角来揭示人民公社体制僵化而无效率的原因。研究发现,公社化之后,整风运动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基层治理手段,它由原先的思想规训工具逐渐转变为模式维持的力量,激烈的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刚性规训,不仅维持了公社的基本体制,并极大地减少了冲击集体经济的“反行为”,使得整个乡村社会被裹挟于公社体制之中。另一方面,整风的高压让基层干部和群众除了驯服与沉默之外,也学会了基于生存理性的应对与敷衍,这使得本来就缺乏效率的公社运行机制日益形式化,虽然其外呈轰轰烈烈、整齐划一的表象,而内部运作却日益松散乏力,从而不断累积公社解体的能量。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探讨了意识形态、思想规训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指出人民公社作为尽速实现理想社会的载体,其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实践与现实的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严重抵触。虽然以整风为核心的一系列思想规训为教育和要求基层民众接受新的价值规范做出了极大努力,但是,悖离经济社会常识的意识形态选择与基本经济社会规律和乡村场域的传统积淀始终断裂,致使其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故尔,当政治高压减弱乃至解除之时,公社制度便无法维持,基层社会也自然回归常态。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本文所研究的个案点,也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大历史现象,由此,本文的研究便获得了超越个案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