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西方译界开始出现归化与异化之争。归化派认为,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可以成功避免文化冲突,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异化派则主张,异化的翻译策略通过丰富目的语文化使读者了解更多的异国文化,起到更好的文化交流作用。文化负载词是在源语文本中出现的而在目的语文化中缺失或被不同定义的特定词汇。中德两国的文化差异导致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难度加大,也常常引起误解,因此在国内外翻译界就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问题讨论异常激烈。作为20世纪最优秀的传记文学,《我的前半生》记录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从登基到流亡再到接受新中国“改造”的生活变迁的过程。书中包含的大量文化负载词十分值得研究。本文将德国汉学家Richard von Schirach和Mulan Lehner对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的德语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从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的角度着手,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作出详细的个例分析,试图解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对某一种翻译策略有所侧重以及采取这种翻译策略的原因,进而探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于德语读者能否取得与中文读者一样的阅读感受。作者希望通过此项对中国社会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的研究,对中国文学作品更好的“走出去”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