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对于民营企业采取的政策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一开始对民营经济进行排斥,接着认为民营经济是国有经济的重要补充,然后允许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并存、协调发展,最后把民营经济作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唐文军,2009)。目前,在我国民营企业具有无可争辩的合理合法性,在金融危机等严峻挑战面前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展现出无限活力和蓬勃生机,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提高民营企业的治理绩效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高管是治理绩效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高管政治联系通过影响董事会治理行为进而影响到治理绩效。因此,本文研究高管政治联系如何通过董事会治理行为影响民营企业的治理绩效。目前,学术界对高管政治联系、公司治理的研究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有部分文献不局限于传统研究范式“结构→绩效”,开始关注于企业行为、董事会行为等的中介作用,但是当前的文献更多地关注于线性视角,而且没有把高管政治联系这一资源纳入到研究范式内,尚未构建高管政治联系、董事会治理行为及治理绩效三者关系的理论框架体系,使得高管政治联系对治理绩效影响的研究范式与实践逻辑不一致。本文以2009-2013年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和中小企业板的民营上市公司的3065个有效样本点为研究对象,以治理绩效(股东财富、研发投入、破产风险、第Ⅰ类代理成本、第Ⅱ类代理成本)为被解释变量,以高管政治联系为解释变量,以董事会治理行为强度为中介变量。以非线性中介效应的方法,来验证我国民营企业内高管政治联系、董事会治理行为影响治理绩效的路径。因此,本文的研究使理论模型和实践逻辑进一步吻合,丰富了高管政治联系、董事会治理的理论研究成果,有利于民营企业从高管政治联系、董事会治理等视角提高自身环境适应性,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型中,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行为往往面临政府强势干预、市场制度不健全、交易成本过高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为了使自身合理的市场交易行为正常进行,企业只能寻求正式市场、法律制度的替代机制,即非正式制度的庇护。对企业而言,高管政治联系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机制,面对不太健全的市场环境,其发挥出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根据资源基础论的观点,高管政治联系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其最终可以转化为企业内一种潜在的竞争优势。依据社会资本论的思想,高管政治联系被认为是企业内一种非常重要和关键的社会资本,企业借助于这种由正式契约或隐性契约构建的政治联系网络,寻求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稀缺资源,牢牢地把企业和政府联结起来,从而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改善。本文认为企业内高管政治联系与传统意义上公众认为的腐败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高管政治联系是企业内一项非常关键和重要的资源,是一种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企业内高管政治联系这一变量的度量,当前的度量方法有一定的模糊性,现有的研究主要采用虚拟变量法和简单赋值法。虚拟变量法只判断公司高管是否具有政治联系,而不关注政治联系程度的强弱;简单赋值法只是采用1、2等数字测定高管政治联系。本文认为虚拟变量法和简单赋值法在度量高管政治联系强度时存在不足之处,不能体现不同民营企业间高管政治联系的差异。因此本文结合我国民营企业的当前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高管政治联系的特性,建立民营企业的高管政治联系测评体系。本文围绕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来选择一级指标;然后根据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结构来创建二级指标;曾任政府和现任政府官员的权限存在较大差异,据此分解为2个三级指标;根据行政层级分解为四级指标。在同一行政层级中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职权也有着较大差异,按照风险性大小对部门进行划分的,作为五级指标。目前大多数研究关注于高管政治联系与企业价值两者之间直接的关联,但鲜有学者探究民营企业内高管政治联系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也就是高管政治联系是通过怎样的路径对企业的最终治理绩效产生作用。只有对研究路径进行详尽地分析才能从深处真正解释高管政治联系对公司尤其是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依据资源基础论的观点,民营企业内高管政治联系是一种重要的稀缺资源,那么企业获取到的资源必须要通过合理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才能最终对董事会治理绩效产生作用。从逻辑关系上认为,高管政治联系首先对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治理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借助于董事会治理行为影响上市公司的治理绩效。相对治理绩效来说,高管政治联系和董事会治理行为之间的关联更为密切。因此,本文在高管政治联系的研究中更多地考虑董事会治理行为这一中介变量的重要作用,构建了“高管政治联系→董事会治理行为→治理绩效”这一范式来研究上市公司治理绩效形成的机理。在民营上市公司内,高管政治联系和董事会治理行为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也就是高管政治联系越强,董事会治理行为的强度会随之提高,但是提高的速度会逐渐降低,当高管政治联系达到足够强的时候,董事会治理行为强度就会减弱。在民营上市公司内,董事会治理行为与股东价值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虽然董事会治理行为和公司创新之间没有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但是董事会治理行为和公司创新之间呈现对数关系;董事会治理行为和破产风险之间呈现明显的“U”型关系;董事会治理行为和第Ⅰ类代理成本(总资产周转率)之间呈现明显的“U”型关系;董事会治理行为和第Ⅱ类代理成本(其他应收款率)之间呈现明显的“U”型关系。高管政治联系通过董事会治理行为影响股东财富、研发投入、破产风险、总资产周转率、其他应收款率具有显著的瞬间间接效应,而且董事会治理行为的中介效应呈现非线性,也就是高管政治联系不直接影响于股东价值、研发投入、破产风险、总资产周转率、其他应收款率,而是借助于董事会治理行为的中介效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构建了基于民营企业的高管政治联系指数模型。本文结合民营企业的特点和当前的实际情况,考虑高管政治联系的特性,分析当前度量高管政治联系方法存在的局限性,选择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构建了民营企业高管政治关联指数模型。(2)建立了高管政治联系通过董事会治理行为影响作用治理绩效的理论模型。本文形成了“高管政治联系→董事会战略行为→战略行为绩效”和“高管政治联系→董事会监督行为→监督行为绩效”这两条路径模型,使研究范式“结构→行为→绩效”进一步深化,突破传统研究中由高管政治联系直接到绩效的缺陷,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3)采用非线性中介效应的验证方法。首次将非线性中介效应的验证方法运用于“高管政治联系→董事会治理行为→治理绩效”的范式中,发现董事会治理行为在高管政治联系和民营企业治理绩效间的非线性中介效应,验证了高管政治联系通过董事会治理行为对治理绩效的瞬间间接效应是显著的,突破传统研究的线性关系,进一步完善高管政治联系、董事会治理的研究方法。尽管本文构建了高管政治关联模型全面细致客观地对政治关联进行量化,但是因为高管简历是进行手工整理,在进行转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主观因素,因此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的测量误差。同时本文在进行测度高管政治关联时,更多的关注的是公开信息,也就是显性的政治关联,但实际上隐形的政治关联也是不可忽视的,而本文对于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战友关系等方面的关联却无法进行查证,自然也就无法进行度量。本文在测度董事会治理行为时,仅仅选取会议频率作为代理变量,把董事会治理行为强度当作董事会治理行为的代理变量,这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董事会治理行为涵盖的方面很多,但因为本文没有进行广泛的调研,数据获取存在局限性,仅仅考虑了会议频率,有失偏颇,虽然实证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