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而农民收入说到底还是农民参与分工与就业结构的转型问题。农户兼业作为一种分工现象,不仅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更是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时期具有自身特色的重要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但除了少部分地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到市民的变迁外,大部分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只是作为生产要素的空间位移,与劳动力转移相关的其他因素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这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显著特点。分工视角的农户兼业不仅本身蕴涵了劳动力转移、收入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城乡公平与效率、城市化等中国当今最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与近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城乡一体化”密切相关,因此对农户兼业行为进行研究并找出农业劳动力永久性转移的有效途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可能是因为学者们受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影响太深及其框架固有的局限性,学术界对这一重要现象缺乏足够的关注,而且主要集中在现象描述、数据搜集整理和初步的分析上,理论和实证分析也还都比较欠缺。因此,本文将农户兼业作为切入点,以劳动分工为分析视角,采用折衷劳动分工和交易费用的斯密-科斯框架,以超边际分析为工具研究农户的兼业行为及非农化进程,进行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审视约束条件变化对农户最优化行为及其收入、劳动力转移等后果的影响,进而分析约束条件的构成并得出政策含义。本文根据已有文献,初步归纳了关于兼业的14个特征事实,并构建了斯密-科斯框架下的超边际分析模型,推出了19个可检验的命题。对比发现,19个命题与14个特征事实是吻合的。本文利用已有的调研数据进行了初步的实证分析,发现调研数据从不同侧面印证了模型的前10个命题中的9个命题(其余命题的验证还有待资料的进一步搜集和处理),说明本文构建的模型有较强的解释力。本文对约束兼业分工演化的交易费用分为技术型和制度型两大类,从时间、空间和国际横向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特别分析和兼业直接相关的两类交易费用,发现我国制约兼业分工的交易费用相当高,还大有改进的余地。最后,根据模型结论和交易费用的现状分析,本文提出要降低技术型和制度型交易费用,处理好农民、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以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农户分工和兼业的深化,促进劳动力自发、有序、平稳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