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黄帝内经》以来,传统中医秉持着男女生理结构存在差异的身体观,并由此产生了对女性诊治手段的不同。这一基本观念被后世的明清医著所继承,又随着理学兴盛和对女性闺范及礼教的强化,使得医界妇科别立的观念深入人心,又进一步影响了医家对妇科致病因素的分析和对女病人的认识。其表现的结果就是医著中对患病女性的书写异于其他病人。从疾病成因看,医家强调女性的性格特质和情绪变化对疾病的进发、病情的程度轻重乃至后续治疗的推进的重要作用。从女病人被描绘的形象看,多数医案对女病人的记载,在外在特征上是简略、粗糙的,对内在情绪的分析又过于模式化,展现了性别差异带来的认知隔膜。而从被诊治对象即女病人对疾病的自我感知入手,选取有写作能力并留下作品的明清才媛的病诗与医著进行对比,则可得见两者在文字上表现出了“雅”与“俗”的对立。这种差异性又来源于目的不同,才女写诗是为抒怀,完全出于文学性的需求,医家编写医书则以治疗疾病、药到病除为旨归。这也与诗以言志、医书则是“方技之书”的观念与定位有关。本文试图从传统中医的女性身体观入手,探讨在男性掌握话语体系的背景下,明清医家对女性疾病的书写,通过分析医著中塑造出的女病人形象来探讨当时主流社会的女性观念。更进一步以明清才媛的诗作为例,将女性的自我疾病书写与医书进行对比,分析男性医家与女性作家在疾病书写上的差异。通过关注医著中体现的日常生活中的卫生习俗、保健养生、医生与病人的互动乃至个人对健康的感知,解读背后所体现的权力关系、文化意涵和社会心理,见微知著,或可一窥一个地域乃至一个时代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