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释、减刑作为刑罚执行变更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一直以来倍受各国青睐。减刑对于符合条件的罪犯可以一次或多次缩短其在监余刑,这种对罪犯的连续正向刺激极大的激发了罪犯的改造热情。而假释则是指对于符合条件的罪犯,在其执行一定刑期之后,因其表现良善而将其余刑通过社会方式予以执行,同时规定一定的限制条件,这在鼓励罪犯改造及使罪犯顺利回归社会方面优势显著。纵观世界各国,假释在刑罚执行变更的方式当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反观我国,却实行“减刑为主、假释为辅”的刑事奖励模式,不但与世界行刑理念相背离,更为重要的是,减刑制度有着它与生俱来的缺陷:缺乏预后保障、缺乏监狱与社会之间的过渡、缺乏对伪装改造罪犯减刑后的有效制约等,这些无论是对罪犯改造还是对社会的稳定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而假释制度在我国则因为立法、人们的传统观念及减刑的制约而没能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累进假释制度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在现行的刑事奖励模式下,无论是假释还是减刑都难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累进假释把减刑与假释予以结合,变所减刑期的绝对免除为相对免除,把所减刑期再以假释考验期的方式予以执行,这样既吸收了减刑的连续刺激作用,同时又吸收了假释的预后保障功能及过渡作用,对于罪犯改造、行刑效率及社会稳定都意义深远,因而极具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