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试图以1934年创设的《大公报》“星期论文”为具体的对象探讨公共舆论的历史谱系、自我理解、制度媒介、主体构成、论述主题、论政风格等多方面的特征，从而为史学界讨论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提供一个有价值的维度。 从历史谱系来看，现代中国公共舆论与古代的清议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公共舆论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的言辞闪烁着士大夫精神的流风余韵；从自我理解的另一个层面来看，公共舆论与理性、民主、自由等现代西方的主流价值勾连起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用以建构国家主权以外的公共领域的重要元素；从制度媒介来看，公共舆论在现代中国从一产生就具有古代清议所不具备的客观条件——现代的报刊杂志等制度性媒介。如果说古代的清议主要是通过著述立说和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方式发挥功效的话(正是这样一种传播方式使清议的传者与受者局限在一个相当有限的社会空间里)，那么现代的公共舆论则真正地实现了平民化的大众传播。以《大公报》“星期论文”为例的历史考察表明：公共舆论的生产者、组织者与接受者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而不再仅仅是知识分子圈内的话语；从主体构成来看，古代清议的发出者主要是朝廷官员或者作为官员预备队伍的士子。他们形成清议的知识资源基本上具有同质性，都来源于中国以儒学为主体的政治伦理文化，而现代公共舆论的主体主要是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大部分集中在相对独立的大学、媒介与出版机构。他们大部分同时具有中学、西学两种系统的知识资源。他们往往能从多学科的背景出发参与政治、社会等各种问题的公共讨论，形成一个辩论、商谈和对话的公共空间；从论述主题来看，1930年代的中国面临各种危机与问题。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还是教育、文化、社会心理等牵连到一个时代精神素养的领域，都急剧地呈现出各种困窘和艰危，都在不同程度地压迫着知识分子的“神经末梢”。因此，可以看到在《大公报》“星期论文”这个当时执全国言论之牛耳的公共论坛上，各种议题都被纳入知识分子谈论的范围。在异彩纷呈的各种话题讨论中，涉及外交、经济、政治制度和教育问题的论文占很大的比重。例如关于“民主与独裁”的大讨论折射了当时自由知识分子内部的分歧，而弥漫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中的另一种冲突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价值紧张；从论政风格来看，“星期论文”作为公众舆论在论述风格上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其明晰清楚的行文风格和对话商榷的讨论态度，在“星期论文”中很少看到诘屈骜牙的表达，也很难发现强词夺理的“宣传口腔”，更没有文人习气明显的反讽、影射、揶揄等感性措辞，相反，“星期论文”都是在一种说者与读者人格平等的预设下，用学理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讨论问题，几乎没有进行人格攻击式的词汇。因此可以说，“星期论文”具有“绅士风度”的学理化公共舆论特色正是作者群精神人格特征的表现。之所以形成这种典范的公共舆论，是因为作者群一方面受到过传统文化的熏染，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都有名士作风和儒雅性情，文如其人，展示了他们的个性与胸襟；另一方面，这些作者绝大多数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曾经耳濡目染西方文明的精华，浸染过西方经典文化，并且在长期的学院教育中养成了说理的思维方式和讨论的对话态度。因此，以他们为主体的“星期论文”自然就“循循善诱娓娓道来”，就好像与读者在谈心一样亲切自然。 台湾政治学者蔡英文认为：“阿伦特解释公共领域的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公民互为主体的沟通；在此，‘所谓政治即是任何公共之事务都取决于谈论和说服，而非由势力与暴力来决定。’另一则是公民在其同侪中求秀异之言行的表现，在此，公共领域表示公民同侪的相互的竞争。”对于193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大公报》“星期论文”在事实上扮演着一个类似公共领域的角色。它为关心民瘼的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对话、沟通和争论的公共空间，开辟了政治与理性之间、政府与学院之间互动的管道，不失为现代中国公共舆论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