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频发,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间的经济合作联系日益紧密,同时竞争也十分激烈。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走出去”战略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首次超过吸引外商投资规模,进入资本净输出阶段。同时,中国也面临一系列影响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如经济增速放缓,国有企业在众多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巨额外汇储备的管理,对外资源依存度高等。因此,2013年中国适时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不仅能够缓解国内众多难题,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机遇。中国已经十分重视“一带一路”战略,然而中资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仍然较小,投资还具有明显的不均衡特征即投资的主体、行业、区位都存在过度集中;另一方面,对沿线国家投资还具有明显的制度倾向,投资的经济和政治风险较高。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定性和定量分析、规范与实证分析、对比分析等。第一部分,绪论。介绍了本文的背景、研究意义、结构安排等,同时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梳理和简要评述。第二部分,理论基础。包括对外直接投资的经典理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直接投资的空间相关性、制度因素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等。第三部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状况和问题分析。详细阐述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规模、结构、成效,同时指出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由问题引出正式制度因素对OFDI的影响,并对中国以及沿线国家的正式制度情况作了分析。第四部分,正式制度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已有研究指出,母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受经济和地理距离相近的“第三国”影响,并且直接投资的制度倾向取决于各个东道国的相对制度水平。因此,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估计,以减少模型设定偏误。首先,构造经济和地理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进行莫兰指数检验,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以及其他区位因素方面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其次,将正式制度分为制度质量以及制度距离两方面进行回归。最后,在模型选择方面,通过LM检验、LR检验、Wald检验,最终选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估计,分析实证结果,以考察正式制度即政治和经济制度因素如何影响中国对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第五部分,全文结论与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以及沿线东道国政治制度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第二,中国偏向对“一带一路”沿线政治制度较差、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其原因在于中国自身制度的管制程度较深、国企的抗风险能力较好、企业拥有“特定所有权优势”等。第三,东道国经济制度并不显著影响中资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但东道国的经济制度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都具有良好的溢出效应,即各国不断改善自身的经济环境自由度,签订区域的投资贸易协定,进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等都会对沿线其他国家吸收中国直接投资产生积极影响。第四,中国偏向于投资“一带一路”沿线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差异相对较小的国家,如东盟以及中亚、西亚地区国家。与中国制度差距较大的沿线中东欧国家制度环境建设较好,吸引中国投资量仍然较少。第五,无论是哪种模型,“第三国”效应表现为负值,即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某一国家直接投资受到与其地理、经济邻近的“第三国”制约,直接投资存在相互竞争、相互挤出的局面,本文提出三种机制解释这一现象:首先,根据直接投资的空间相关性理论,复合型FDI的存在导致“第三国”效应产生,这反映了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动机的复杂性;其次,沿线国家吸收中国FDI可能存在博弈,进而导致“以邻为壑”的局面;最后,对沿线国家投资过度集中可能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第六,其他东道国区位因素方面,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并不具有明显的“资源寻求”动机,但具有市场导向以及出口导向型特征。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一方面要求决策者重视“第三国”效应,建立多边协调机制;推动中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均衡、可持续发展;相对优化投资环境,提供制度信息服务,降低对沿线各国投资的经济、政治制度风险;促进与沿线国家出口合作,促进投资规模的增长等。另一方面,企业也要注重投资风险防控,改善经营方式,减少盲目投资,降低沿线各国制度建设的不足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走出去”的质量。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本文有效的补充了“第三国”效应和制度因素对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创新点在于,一方面,本文在传统的制度影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型基础上使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估计,不仅考察了“第三国”效应是否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而且还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制度、其他区位因素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进而影响邻国吸收中国OFDI。另一方面,本文对中国直接投资特殊的制度“偏好”以及直接投资受“第三国”效应影响的原因进行了综合性地探究。然而,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使用空间计量模型的直接与间接效应框架进行量化分析,并且针对沿线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也没有成功进行分样本回归,事实上不同经济体的制度因素存在较大差异,这些都是今后研究的难点和热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