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杨景贤杂剧《西游记》和明人吴承恩章回小说《西游记》，都是西天取经故事题材的名作。两作有共同的题材来源，即玄奘取经的史实及《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前代文学作品；而吴本小说又有包括杂剧《西游记》在内的其他素材。在内容主题及对原故事的演绎方面，杂剧中玄奘是奉旨取经，目的既是为保国祚安康，也是为报答君恩，取经途中遇到的困难都是佛祖的考验，遇到的阻力与取经的重要性不成正比，取经的严肃性被消解；吴本小说中的取经的具体目的是为了维护唐王的江山永固、唐王的切身利益，取经活动历尽千辛万苦，困难重重。小说在情节的生动紧张和思想的深度方面都有很大超越。在对人生及社会的反映与理解方面，杂剧中反映出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人生观，带有朴实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平民意识；吴本小说对社会黑暗有所揭露批判，对人生哲理有所感悟，表达了乐天知命、知足常乐的人生观和对权力富贵的轻视，有自由平等公平的社会构想，也宣扬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思想。在对待宗教的态度方面，杂剧的态度是现实主义功用为目的，既肯定佛教，也没有贬低道教，取经大业是在佛道两派神仙的帮助保护下完成的；小说则基本上是扬佛抑道，不忘儒家，但对佛教也持有一定怀疑态度，同时又有宣扬三教合一宗教观的倾向。杂剧中取经人众性格均显得较为简单，形象较为单薄，缺少变化；小说人物性格复杂，更为典型化。而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既与作者所处社会背景和创作指导思想有关，也与作品的题材的来源、丰歉和体裁、容量、受众有关。杂剧对小说有一定影响，但小说对杂剧有更多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