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俐是一位特别的演员,她的表现力和对表演的宽度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演员。巩俐的国际地位及影响,来自于对东方悲情女性角色的诠释。巩俐独特的气质及表演技巧,使中国某时代、某文化背景下生存的悲情女性形象深入人心。尤其在国际影坛享有盛誉的影片《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满城尽带黄金甲》等,更是畅所淋漓地展现出了东方女性的某些民族化的悲剧。本文从巩俐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影片中塑造的经典银幕形象：或早期在张艺谋、孙周、陈凯歌影片中饰演的被时代摧残或遗忘的女性、或香港娱乐电影中的风尘女子、或好莱坞商业片中的东方侠女……深入挖掘巩俐电影表演艺术在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大背景下衍生出的女性角色的共性——“东方悲情”的符号。电影作为传播文化的艺术,巩俐所代表的已经不仅是演员的形象,更是一名东方文化传播者。纵观巩俐的表演作品,饰演的女性形象中不乏菊仙、小金宝、初桃等低等社会的“妓女”、“舞女”、“歌女”形象,相比《秋菊打官司》和《漂亮妈妈》的成功,这类角色形象太单一、固定、模式化,很难作为“东方女性的符号”进入中西方观众的审美接受。研究巩俐对“东方悲情女性”的角色诠释以及在中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审美接受,必然为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的发展提供可量行的范本。如何让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走出“悲情”,如何让中国电影表演艺术走出“悲情”,带给西方世界新的审美价值和评判,是中国电影工作者必须接受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