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是中华法系中的一个重要法律原则,同时也是一个发展了几千年的法律制度。该制度由汉代正式确立,经过各个朝代的发展,最终在隋唐达到鼎盛并被其后的历朝历代所沿袭。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亲亲相隐虽然对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巩固封建君主专制起到了明显作用,但同时这一制度是对亲情人伦充分理解的体现,也是对处理法律与道德冲突经验的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我国将这一制度作为封建糟粕而废除,直到今天我国刑事立法也并没有真正接纳亲亲相隐,窝藏、包庇罪的主体仍旧属于一般主体。随着学界对亲亲相隐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这一传统法律制度的内涵与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并不相违背。并且随着法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社会对人权的重视,亲亲相隐以其体现的对人性的尊重和对亲情关系的维护能够为当今法治建设提供借鉴。如果对传统亲亲相隐加以调整使其具有现代法治的理性,一定可以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首先从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发展过程出发,通过对比国外的容隐制度,明确中外对“亲亲相隐”的共同选择,以体现这一制度所具有的生命力和普适性。其次,深入剖析不同社会中“亲亲相隐”的价值,并着重分析现代社会中亲亲相隐能够发挥的作用和亲亲相隐对现代社会的意义。紧接着本文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出发,通过对相关判决书的实证分析,来论述亲亲相隐未能进入窝藏、包庇罪导致立法与司法的错位,以说明本罪适用一般主体的弊端和排除特殊主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后,本文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窝藏、包庇罪主体的重构做出了一些列的设想,以期发挥亲亲相隐的积极作用,完善相关立法并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