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等人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主张翻译研究应与历史、权力、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结合起来。从此,翻译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翻译的内部研究,而是从宏观的角度关注翻译的外部研究,即把翻译研究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中。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哲学、宗教、教育和军事四个方面对欧美语境下归化翻译策略的根源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一直以来欧美国家所倡导的普世主义是其归化翻译的哲学根基。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承认普遍性的存在。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否认将理念与具体事物相分离,即普遍和个别相分离的看法。这也导致了中世纪的唯实论和唯名论之争。受亚里士多德影响,康德主张绝对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来自于心灵方式的先验架构,是无需由因果关系所完全经验的。黑格尔所主张的普遍性体现在他的西欧中心论。他提出了两个理论基础:首先,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发展和实现的过程。历史有一种规律,而这种规律选择了西欧,历史是站在西欧这一边的;其次,他主张存在目的理性,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绝对理念自我实现的过程。西方的文化比其它文化优越,代表了普遍的目的理性的实现。欧美采用归化的翻译,其中宗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西方在宗教上向来奉行排他性,从而使西方文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宗教冲突尤为明显。三次移民浪潮带了大量移民,其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使美国国内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为了保证国家民族的信仰统一和文化完整,归化翻译也自然成了“最佳”的选择。教育政策是哲学、政治、宗教的反映。为保证盎格鲁-撤克逊文化的核心地位,美国倡导同化主义和本土主义教育,因此当把外国文本翻译进来时大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同样,法国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旨在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地位的法语纯洁性运动。翻译作为教育事业的一部分,无疑受到国家教育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归化的翻译反过来也成为同化主义和本土主义教育的工具。军事因素是不可忽略的归化翻译的根源之一。从古罗马时代到今天的欧美国家的翻译这一点都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基于军事上的优势,古罗马对古希腊文化的态度由先前的崇拜转变为后来的强占。中世纪的法国也凭借其军事优势在英国土地上推广其文化。到了殖民时期,英法对殖民地文化所表现的轻视态度和翻译上采纳的归化做法,以及美国的中心主义思想都是基于军事优势基础上的文化霸权主义。哲学、宗教、教育、军事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欧美语境下归化翻译策略的根源。这四种根源与权力关系紧密结合。欧洲中心主义通过提升欧洲文化的优越感,强调了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和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换句话说,强势国家利用归化翻译策略来巩固其文化上的成就,并提升他们的世界权力。世界历史的本质是文化和文明,世界的发展就是一个扩张、征服、寻求认同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文明间的冲突和碰撞。翻译过程也是寻求文化身份的过程。事实上,所有的哲学、宗教、教育、军事等因素以及权力关系和欧洲中心主义都可归结于文明的冲突。只有在世界各国相互交流,相互了解的情况下,文明之间的冲突才会趋于平缓,归化的观念也才会淡化。这是跨文化交流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