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从全新的视角研究文学文本的变译，即原本内容的非逐字逐句式翻译。本论文以描写译学和变译理论为框架，把《红楼梦》德文译本作为典型个案，通过与原本和其他《红楼梦》英文变译本的对比分析观察、描写其外在特征，总结其对原本进行了怎样的翻译操作，然后深入到译者所处的广阔社会文化环境解释其变译的根本原因。本论文在介绍译者生平和译著的基础上细致入微地描写《红楼梦》德文译本在原本选择、书名回目、人物塑造、情节结构、文本衔接、叙事模式、文化专项、修辞手段方面的特点，总结概括其对原本所进行的变通处理和运用的变译方法，解释影响译本的种种文本以外的制约因素，并将其与英文变译本进行比较以凸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本论文结合微观文本分析和宏观文化阐释，试图全面系统地评价《红楼梦》德文译本，并指出文学文本变译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　　在二十世纪初，德国著名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弗朗茨·库恩(Franz Walter Kuhn，1884-1961)以巨大的奉献精神和卓越的文学才华超大量地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作品翻译为德文，为德语国家打开了一扇通往古老中国的大门，从而基本塑造了中国文学在德语国家乃至西方的形象。《好逑传》(1926)、《金瓶梅》(1930)、《红楼梦》(1932)、《水浒传》(1934)、《肉蒲团》(1959)等译本不仅在德语国家广泛传播，拥有大量读者，而且通过其他至少18种文字的转译传遍整个欧美乃至全世界，为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弗朗茨·库恩是运用变译的奇才，在他所翻译的所有46部中国小说中，除了《金瓶梅》续书《隔帘花影》为全译外，其他的都是变译。值得一提的是，库恩是欧洲第一个真正成功翻译《红楼梦》之人，其德文译本又被作为原文全文转译为英文、荷兰文、意大利文和匈牙利文，部分转译为其他欧洲文字。如同库恩翻译的众多中国古典小说一样，《红楼梦》德文译本虽然并非全译，但却首次向欧洲较为完整地传达了原著的内容，彻底结束了欧洲人对这部小说近一个世纪的无知和忽视。自从1932年首次问世以来，《红楼梦》德文译本不断再版重印并屡经转译，尤其对后来的英文全译本和变译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德文译本。　　传统的翻译研究本质上以源语为导向，以全译为默许的翻译方式，以忠实、对等于原本为神圣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译本，往往无视译本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和译者的个人因素，抹杀了译者的创造性和译本的独立自足地位，使译者和译本沦为原作者和原本的附庸，具有浓厚的先验色彩和规定意味。这样的翻译研究途径往往把种种文学文本的变译视为离经叛道，以其不忠不全为理由而将其拒之门外。因而，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红楼梦》德文译本的背离原本、残缺不全和其事实上的巨大成功之间的强烈反差。　　由于《红楼梦》德文译本的非完整性和传统翻译研究的局限性，相关研究文献少之又少，缺乏分析和阐释的深度，另寻理论指导很有必要。与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相比，描写译学以目的语为导向，把译本视为译语文化的既成事实，以观察、描写译本为起点，进而探究译本形成和接受的制约因素，把译者和译本放置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大环境中解释译本的成因。变译理论则把种种非全译现象纳入研究范畴，以细致的文本分析总结译者对原本进行的各种非同寻常的操作，以全新的角度认识文学文本的变译。这两个理论的共同点在于把删节、改编等传统翻译研究忽视甚至鄙视的现象视为客观存在，因而适用于系统研究库恩的《红楼梦》德文译本。　　在《红楼梦》德文译本中，译者围绕宝玉、黛玉、宝钗等中心人物进行删节，保留了原本的主要情节结构，把叙事模式从复杂的网状结构简化为线性结构，充分照顾对中国文化并不了解的广大译语读者的文学观念和接受能力，而在文化专项和修辞手段方面译者又尽可能保留原本的中国文化色彩，尤其是西方读者颇感兴趣的历史文化细节。译者处理原本时，综合运用了摘译、编译、译述、阐译、增译等变译方法，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既能保存原本之精华，又能照顾读者的需要。由于社会文化环境和个人实际处境的影响，尤其是红学本身仍处于发轫期，《红楼梦》译本德文译本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误译。　　库恩之所以对《红楼梦》进行变译而非全译，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译者的个人因素。在库恩从事《红楼梦》翻译时，德国文学处于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这种文学传统对创作与翻译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家纷纷改编业已出版的作品，而翻译家则顺应潮流，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删节简化。因此，译者从事翻译时受到了以出版商为代表的赞助机制的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的制约。从源语社会文化来看，由于《红楼梦》本身存在微小瑕疵，译者对其进行了稍微改进;库恩所选择的原本带有丰富评语，对于译者透彻理解原本、灵活运用变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作为生活并无保障的自由译者，库恩本人在从事《红楼梦》翻译时受到时间和经济压力的双重制约，译者又怀有十分明确的文学再创造的目的，所有这些外部因素决定了译者不可能进行全译。　　库恩从事《红楼梦》翻译时，把赞助机制的约束、译语读者的需要和个人的追求近乎完美地结合为一体。通过麦克休姐妹的英文转译，德文译本也成为《红楼梦》英译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多元系统的组成部分。与乔利、王际真、杨宪益和戴乃迭、黄新渠等人的《红楼梦》英文变译本相比，德文译本的英文转译本以情节基本完整、笔触生动传神、篇幅充分适中而占据着《红楼梦》英文变译本多元系统的中心。以对译语社会的影响和最终的效果来衡量，库恩的《红楼梦》译本无疑是《红楼梦》翻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总之，《红楼梦》德文译本是极富代表性的变译个案，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实际触及翻译研究中的诸多根本问题，因而具有明显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本论文的结论就是个案研究的自然延伸，主要为以下四点:　　一、要客观公正地研究和评价文学作品的译本，仅仅进行文本比较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结合赞助机制、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社会文化因素才能真正认识译本。如果以先验、绝对的忠实、对等标准来衡量译本而不考虑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无疑会扼杀很多具有创造性的译本，让翻译研究陷入无休止的制定标准的怪圈。　　二、翻译绝不是天真、直接、透明的文字转换过程，而是在权力差异的背景下进行的复杂的文化传播过程。译者结合译语文化的需要和赞助机制，配合主流意识形态、文学观念，对原本进行了重写和改造。译者生活在现实世界，从事翻译活动时有着自身的目的和动机，并非为了翻译而翻译。　　三、翻译不是在文化真空中进行的理想化的语言转换，而是由具体的参与者实施的社会行为。虽然译者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但并非完全被动，译者是翻译活动最终的、最重要的实施者。译者通过自身的翻译活动，对译语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译者的创造性和主体性不容否认。　　四、文学文本的变译在历史上为文学作品在异域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社会更能大显身手。全译本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变译本历史使命的终结和消亡，正好相反，变译本和全译本互为补充，各有其目的和功能，处于共生关系。可以预见，在阅读方式发生巨变，信息日益过剩，生活节奏加快的当今社会，变译本对于普及文学作品具有更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