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城镇化进程加快与人口老龄化加剧、“城乡倒置”的城乡老龄社会格局、传统的养老模式受到冲击以及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四个方面作为背景，并对社会保险和居民主观福利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引出本文的研究内容，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接着，对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2018），结合劳动经济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从农村居民的主观福利为出发点，结合农村居民生活状态的变化情况，用生活满意度和抑郁指数两个变量来反应农村居民的主观福利状况；将控制变量分为个体特征变量、身体健康状况变量、家庭环境变量三大类，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来估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居民的抑郁指数水平影响，构建排序多元Logit模型研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从四个不同维度：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收入水平将农村居民进行分组，以识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不同群体的异质性特征；最后利用中介变量劳动供给强度和家庭人均消费来检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机制。
　　通过对模型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参保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对降低抑郁指数水平也有显著的效果。同时发现不同性别人群的政策实施效果存在异质性特征，对农村男性居民来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对其的生活满意度和抑郁指数水平均没有明显改善。对农村女性居民来说，均有明显改善。不同婚姻状况人群中，在抑郁指数方面无配偶等婚姻状态的人群的政策效果更显著，在生活满意度方面，则不存在婚姻异质性特征。在不同健康状况人群中，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对降低患慢性病人群的抑郁程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对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的影响；不同收入水平人群中，对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有显著效果。劳动供给强度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而家庭人均消费则没有起到中介作用。
　　最后，本文认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应向农村女性倾斜；要充分发挥农村村委会在调解婚姻矛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尽快完善农村残疾人养老保障体制，形成管理合力；提高养老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对于保持良好劳动能力的老年人，要加大对其的工作激励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