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实行复式预算管理制度已得到财政理论和实务部门的广泛认同。例如,在2009年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就曾明确提出,中国政府预算管理改革的目标取向是研究建立由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组成,有机衔接的国家预算体系。政府预算为什么要实行分类管理?政府预算应当怎样分类管理?国家或政府是以什么身份和凭借什么权力来进行管理?财政理论和实务部门尚有不同的看法,且远未达成共识。我们认为,上述问题不但涉及财政理论的基础,而且关联财政的运行。当前,对政府预算分类管理的理论依据和具体运行进行探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从国家权力种类与公共财政定义、不同的国家权力与政府诸收入形式、不同的国家权力与政府预算的分类管理等三个方面来展开研究。根据这一创作思路,本文共分四个部分进行讨论。绪论,对本文的研究做出基础性的工作：一是通过提出问题,简单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及其意义；二是文献综述部分,主要描述了理论和实务部门关于财政定义中涉及的国家权力种类、国家权力与政府收入形式、政府预算分类管理的理论基础等三个方面内容的观点及其看法；三是介绍本文所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和框架安排；四是关于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一章,“国家权力种类与公共财政定义”。本章详细评述了目前我国理论界存在的“零权力说”、“单元权力说”、“双元权力说”以及“四元权力说”。笔者坚持了“四元权力说”,认为,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力是财政依据的一般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是财政依据的特殊权力。对国家权力的种类的理解,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如果几种权力的主体同一,其借以在经济上的收入实现形式就可能合为一体。在“四元权力说”基础之上,本章还对公共财政的概念进行了厘定,认为公共财政的概念具有二重性。一是从财政理论范畴来讲,公共财政的一般概念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二是从财政管理体制来讲,公共财政是一种财政体制或制度安排,即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类型或模式。第二章,“国家权力与政府收入形式”。不同的国家权力,从资金筹集来看,其借以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不同,收入的性质也各有差异。本章包括政治权力的资金筹集形式主要是税收、信用权力的资金筹集形式主要是国债、财产权力的资金筹集形式主要是国有资本收益、行政管理权力的资金筹集形式主要是政府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等共四部分内容。政治权力为国家所独有,政治权力就是国家作为主权者的权力。国家政治权力所涉及的对象范围,从地域上看,就是政治权力所能达到的全部空间；从人员上看,就是该国所判定的公民或居民。政治权力的资金筹集形式主要就是税收。财产权力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国家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权力或出资人权力的主体,以上缴利润形式参与国有资本及相关的资本组织形式的利润分配。国家财产权力的资金筹集形式主要就是国有资本收益。行政管理权力的对象范围仅限于对特定的对象、实施特定的管理并收取相应的规费或特许权使用费。行政管理权力的资金筹集形式主要就是政府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信用权力是政府按照有借有还的商业信用原则,以债务人身份来取得收入,或以债权人身份来安排支出。就财政而言,国家的信用权力的资金筹集形式主要就是国债或财政性贷款。上述四种权力的资金筹集形式构成我国目前财政收入活动的全部内容。第三章,“国家权力与政府预算分类管理”。不同的国家权力,要求与之相应的收支计划即预算形式相适应,这就要求预算的编制、执行等管理必须分类管理,实行复式预算而不能再实行单式预算。本章主要研究政府预算分类管理的理论基础、国家权力与预算组织形式、诸预算形式之间的关系、构建我国完善的公共预算体系等部分内容。我们认为,既然财政就是国家财政、政府财政,公共财政就是国家财政的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那么,预算就是国家预算、政府预算,公共预算就是国家预算的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预算。从预算编制的范围来看,我国公共财政预算应是一个包括经常性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在内的复式预算体系。根据中国国情,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可以与经常性预算发生资金往来,也可以充实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经常性预算可以向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划拨资金,但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资金应全部用于专项支出,其资金只进不出,封闭运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作为政府的计划配置资源行为,其目标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福利需要,其收支活动主要通过公共预算来实现,包括经常性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本文在借鉴并运用“四元权力说”的基础之上,弥补了政府预算各形式在征管依据上的缺失。即经常性预算的征管依据主要就是政治权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征管依据主要就是财产权力,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征管依据主要就是财产权力和行政管理权力,社会保障预算的征管依据主要就是政治权力和行政管理权力。其二,国家权力是财政活动的依据,国家权力在经济上的收入实现形式就是财政收入。本文对国家权力的资金筹集形式进行了系统性阐述和详解,论证了国家权力与政府收入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政治权力的资金筹集形式主要就是税收、信用权力的资金筹集形式主要就是国债、财产权力的资金筹集形式主要就是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行政管理权力的资金筹集形式主要就是政府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其三,本文在国家权力与政府收入形式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四种预算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即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作为政府的计划配置资源行为,其目标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福利需要,其收支活动主要通过公共预算来实现,包括经常性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其四,厘定了国家预算、政府预算与公共预算的关系。既然财政就是国家财政、政府财政,公共财政就是国家财政的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那么,预算就是国家预算、政府预算,公共预算就是国家预算的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预算。本论文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论证的广度、深度不够。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较多涉及财政学基础理论问题,鉴于笔者在理论素养、知识结构、实践经验、资料收集上力有所限,致使本论文在很多方面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例如在关于国家权力种类的理解方面,文字数量有些偏少,力度和广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当然,这也将是笔者今后努力添补的方向。其二,实证分析不足。目前我国复式预算制度尚处于摸索初创阶段,国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也没能建立独立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因此,本文的多数结论是通过理论创新和逻辑推理分析所获,尽管国内一些省份或地市也进行了一些复式预算制度的探索,但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制度建设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移植性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