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知识和信息日益成为决定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文化逐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权力要素,当代社会的消费话语和政治表述都呈现出愈加明显的符号象征性。以文化“政治化”和政治“文化化”为表征的“文化政治”的发展,使得民族国家不得不关注文化领域的非制度性因素对政治和权力的影响。尤其是在全球化逐步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和文化领域蔓延的当代世界,如何从自身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角度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间交流与冲突进行审视和思考,是关系到当代民族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发展的重要议题。无论是传承文化传统、增强文化认同,还是促进文化创新、扩大文化影响,都离不开对民族国家成员文化身份的塑造。塑造自觉、自信的民族国家成员文化主体身份是“文化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关键。文化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研究正是基于对这一现实背景的深刻体认而展开的。文化公民身份理论在吸取文化政治理论资源,尤其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对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公民身份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在公民身份理论整合重构的基础上,伴随公民身份理论的文化转向和公民身份认同研究兴起而成显学。通过梳理文化观念的变迁并确立对文化的恰当理解方式,文化公民身份从内涵、外延、深度等方面扩展了传统公民身份的含义,呈现出自身的概念轮廓——文化公民身份指的是处于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某一文化主体,基于一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文化权利,以及文化传承、文化交往和文化创造等文化责任,经由公共空间中的文化实践形成一种公共民主文化,并由此产生认同和归属的文化自觉过程。其中,主体、权利、责任和认同构成了文化公民身份的要素。文化公民身份关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文化民主化进程中与完整公民身份相联系的文化权利、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责任与公共文化空间、边缘群体的认同诉求与文化共同体的认同重塑四个理论维度。文化公民身份试图通过探索从文化政治、文化自觉到文化创造的当代文化与社会互动模式,为处于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危机中的当代民族国家提供一种认同建构方案。国家认同的当代困境源于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矛盾与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交织激化。在民族与国家的融合过程中出现了基于民族身份的民族爱国主义和基于公民身份的宪法爱国主义两种逻辑向度,造成了国家认同的内在张力,主要体现在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当代社会的全球化、信息化、后现代主义等发展趋势,使得民族国家面临威权的弱化、文化的混合多元化和共同文化“元叙事”的瓦解等问题,国家认同的内在矛盾被进一步激化。全球化时代的认同困境促使民族国家寻求更具多元凝聚力和差异包容性的新的社会纽带来重构国家认同。文化公民身份对于民族国家认同重构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它对民族国家认同中存在的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等矛盾的调和,另一方面在于它对当代民族国家认同困境的破解：首先,通过强调国家层面的文化公民身份主体地位,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巩固国家文化权力；其次,通过文化公民身份纽带搭建公共话语框架,以“商谈原则”和“重叠共识”促进多元沟通,对文化间关系进行协调；最后,以文化公民身份责任促进公民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民主参与,帮助民族国家进行共同文化重塑。基于文化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建构主要从国家认同社会基础的拓展和教育方式的改进两个层面展开：首先,基于文化公民身份的主体、权利、责任与认同四个要素,从主体多重性、权利构成多样性、文化责任自觉性和认同纽带的现实性四个方面拓展国家认同的社会基础；其次,基于文化自觉、文化多元和文化发展三个维度,从核心价值与价值整合、文化包容与内容扩充和公民参与与路径拓展三个方面改进国家认同教育。如何用文化公民身份理念促进中国的国家认同建构,是一个具有紧迫性和复杂性的现实难题。笔者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探索中国国家认同建构中的文化公民身份实践：首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建构中,发挥文化公民身份作为社会共识中介的作用,从思想政治理论与社会生活实际的结合、公共文化服务与价值共识目标的结合、精神文化产品与主体价值立场的结合三个方面入手,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为国家认同建构树立价值导向。其次,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发挥文化公民身份作为文化自觉主体的积极作用,从观念传承和活动传承两方面入手,以文化主体的自觉思考审视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积极实践和发展；同时,以民间文化社团的文化创新活动推动传统文化的升华,为国家认同奠定文化基础。最后,在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培育中,发挥文化公民身份作为国家文化参与者的作用,通过文化公共领域中的情感沟通、网络文化参与和社会认同建构活动促进公民社会文化参与实践,实现社会认同建构；通过文化消费行为中的消费文化象征意义和自我认同确证拓展公民文化参与方式,促进自我认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