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持续发展，我国并购交易日趋频繁。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采用并购的方式获取资源、扩张市场和应对竞争。与此同时，并购金额的增加也使得合并商誉获得了更多重视，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也愈来愈大。
　　2007年后，我国新会计准则对商誉的披露、确认以及减值计提都规定了新的要求。凡购买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需要被确认为商誉。另外，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均指出能被确认为并购商誉的几大来源，主要包括被收购方的自创商誉、预期的协同效应、过高支付以及评估误差。前两部分属于“核心商誉”，能够带来超额收益，而后两者属于“非核心商誉”，与获取超额收益能力不相关。那么我国上市公司在并购交易中确认的合并商誉能否创造出超额收益呢？这是本文的一大研究重点。除此之外，并购决策还离不开高管团队，高管成员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就意味着在决策时能够获得的各类信息和资源。这些优势是否会在并购决策中帮助合理评估目标公司，使得支付溢价更合理，核心商誉占比更多，企业绩效更能提升呢？是否会在并购决策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外部监督使得商誉确认更加合理，支付的并购成本具备更多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呢？亦或是会导致高管团队成员盲目自信或产生代理问题而出现溢价虚高商誉爆雷,最终使得企业整体表现不升反降呢？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2012-2015年发生并购且确认商誉的A股非金融业企业为样本，采用合理的实证检验方法：主成分分析、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线性回归。首先，研究并购商誉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考虑到协同效应的延续性作用，将企业绩效进一步分为当期和滞后一期，最终发现合并商誉对这两期企业绩效均有正向关系。其次，本文引入高管团队社会资本这一调节变量，从政府关系资本、金融关系资本、专业关系资本和连锁关系资本四个维度分析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并购商誉与当期企业绩效两者的关联中，政府关系资本与连锁关系资本是负向调节，金融关系资本和专业关系资本是正向调节，四个维度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均会产生调节作用；而在并购商誉与滞后一期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只有政府关系资本产生负向调节作用，金融关系资本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另外两维度高管团队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最后，文章根据实证结果，从加强并购对价评估、重视整合过程、合理利用社会资本、完善准则和加强监管这五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之后，剖析本文的局限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