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尼生的诗歌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其不同时期的风格特征明显。其早期美学思想上受到柏拉图、康德、柯尔律治、济慈等人影响较大,注重艺术本身的价值,“为艺术而艺术”。创作风格上,丁尼生注重感官之美和内在的情绪体验,将诗、情、画、乐有机融合为一体。艺术上的唯美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厌倦乏味形成对立,使得丁尼生的抒情诗常以爱情的隔绝题材为主,体现出一种“厌世情绪”和“死亡之美”,这与浪漫主义运动的“唯我论”与诗人性格具有密切的关联。丁尼生在中期努力创作更具客观性质的诗歌,发表于1842年的诗集与1833年以前的诗歌风格上差异明显,逐渐由早期的“厌世情绪”向中期的“淑世情怀”过渡。丁尼生诗歌在中期创作加强了现实的互动,诗歌的时代特征明显,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维多利亚时期的伦理秩序,强调“婚姻伦理责任”、“个人自由与政治秩序”、以及“帝国怀旧与爱国情操”等。思想偏向传统但不守旧,注重维护维多利亚时期的主流价值观,从而有利于调和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情感,使得诗歌因为有用而存在。同时在诗歌形式和主题进行了创新,创作了不少优秀的史诗、叙事诗和戏剧独白诗。如《国王的田园诗丛》和《伊诺克·阿登》中抒情与叙事的完美结合,将现实问题装进了浪漫主义题材之中,把浪漫主义的爱情元素替换成维多利亚时期的婚姻责任,《尤利西斯》中,对古典题材进行戏剧化的改编,来体现其时代价值。晚期的社会黑暗现实,使得诗人陷入悲观,形式上以独白诗为主要特征,重于议论,深刻揭示了近代资产阶级精神带来的负面因素。这也促使了丁尼生在哲学和宗教上,对人生价值和人类总体的出路进行了反思,最终因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对立而陷入无空,这种思辨的过程却给丁诗带来了精神的高度。丁尼生试图借助古老的东方智慧,从老子之“道”中获得启示,从而超脱于物质世界,达到精神的彼岸。如果说丁尼生早期诗歌求美,那么中期求善,晚期则为求真,而终于空。丁尼生的诗风变化是其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诗人的性格和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读者的审美趣味密切相关。作为桂冠诗人,丁尼生继承并修正了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同时对社会现实的采取一种保守和温和的态度,契合了英国的传统价值。纵观丁尼生的创作生涯,其唯美思想逐渐淡化,信仰逐步加深,与信仰缺失的时代形成反差。通过对丁尼生诗风的嬗变研究,结合其不同时期的创作特征,有助于揭示理解丁尼生不同作品中存在的矛盾,如唯美与道德,怀疑与信仰等等,挖掘其诗歌在不同时期蕴含的美学和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