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为促进经济的复苏纷纷进行了一系列政策变革。然而,在过去的8年多时间里,世界经济复苏的速度远低于预期。基于此,国内外学者开始探讨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对经济的复苏产生阻碍作用。国外急剧上升的政策不确定性既源于大规模的政策变革,也受到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超预期经济政治事件的影响。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必然受到来自国外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的政策方案调整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政策不确定性的程度。基于此,本文以政策不确定性引发的经济金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作为研究课题,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给出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第一,本文在新凯恩斯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包含随机性质的财政货币政策规则,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实际变量的经济效应。同时,通过引入家庭消费习惯、企业动态调整成本、动态折旧率等要素,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行为的传导机制。在进一步研究中,本文还引入零利率下限约束和非正态冲击,分析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效应的形成条件。研究结果表明:(1)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总体上表现为对产出、投资、消费等实体变量的负面效应;(2)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劳动风险厌恶系数、消费习惯和企业调整成本等因素影响实体经济。其中,企业调整成本是最显著的传导因素,而高消费习惯的家庭对政策不确定性冲击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3)在零利率下限约束下,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效应会被显著放大;同时,非正态冲击也能够对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产生叠加或抵消的效果。第二,本文基于政策随机过程和资产定价模型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的金融效应。同时,引入家庭的消费选择和资产配置行为,构建包含政策不确定性、微观主体行为和股票价格的理论传导模型。研究思路为:(1)通过参数校准和数值求解等方法确定家庭和政府的最优决策依据;(2)通过静态比较分析不同家庭决策参数和政策不确定性参数下股票风险的时变特征;(3)通过动态模拟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股权溢价之谜的解释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不确定性通过随机政策调整成本影响政府决策,而通过预期渠道降低家庭的最优消费量和最优投资比例。在临近政策颁布时,政策不确定性对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显著加强;(2)政策不确定性既能影响政府和家庭的决策行为,又能够影响企业利润率和随机贴现因子,进而引起股票风险溢价、波动率和跳跃风险的上升;(3)包含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路径能够较好地拟合中国的股权溢价;(4)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风险的传导效果受到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和风险资产投资比例等变量的影响。第三,本文基于Baker等(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简称EPU),检验其对中国股票市场指数和个股风险的实际效果,进而对政策不确定性的金融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研究思路和结论为:(1)通过分析EPU指标在中国的适用性,表明EPU指标较好地刻画了中国经济和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特征;同时,通过组合分析法验证了EPU指标在中国股票市场的良好定价效果;(2)基于DCC-MGARCH模型和BEKK-MGARCH模型,分析EPU指标与股票市场指数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和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市场具有显著的动态负向相关性。从短期来看,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而从长期来看,主要表现为股市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波动溢出;(3)基于面板回归、虚拟变量回归等方法,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个股风险特征的影响。同时,基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异质性和宏观层面的外部环境对影响效果进行细分。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引起随机贴现模型参数的变化,进而验证了理论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具有非国有性质、较低盈利能力和较低资产增长率的企业股价对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更强的敏感性;在经济萧条和改革幅度较大的阶段,政策不确定性对个股价格风险的传染性更强。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首先,本文通过综合性的理论模型和多元化的实证模型对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金融效应进行度量,有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特征;其次,针对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决策部门既需要充分发挥政策不确定性促进创业创新的积极作用,也需要对政策不确定性引发的经济风险加以控制。由于零利率下限约束下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冲击存在放大效应,需要建立政策的协调机制和宏观审慎框架;最后,针对政策不确定性的金融效应,政府和监管层需要重视微观主体行为的影响,通过加强对微观主体预期的引导,提高投资者的理性程度和对政策的解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