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社会教育运动”(蒋介石语)。所谓社会教育,指教育事业的范围扩大,教育大众化,即在社会实践生活中,不问老幼、男女、贫贱、富贵,凡属教育上未成熟之人都是社会教育的对象,目的在于提高社会民众的教育程度,从而推动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社会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是其社会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蒋介石之所以重视社会教育,首先得益于近代以来“开民智”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他看来,要想完成国家统一,带领中国走上复兴之路,就必须对普通民众进行教化,开启国民之智,使他们成为所谓“现代国民”,而要想达成这一目标,最简捷有效的方法就是开展大规模的社会教育,通过教化达成此目标。其次,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也是刺激蒋介石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原因。在蒋介石看来,外来的完全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是由于民众的传统道德缺失所致,不仅如此,传统道德的缺失,还导致了民众生活的落后,因此,要想改变民众贫弱私愚的缺陷,消除共产党的影响,最有效途径就是通过开展社会教育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再次,蒋介石认为,日本、德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应归功于社会教育,这种主观认识,成为蒋介石发展社会教育的外部刺激因素。蒋介石社会教育思想,并非一套系统的思想。透过研究新生活运动,可以发现,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求国民改变落后的现状,包括日常行为教育和习俗革新教育,这是让国民摒弃旧式落后的生活习惯,培养符合时代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二是要求国民提升自己的修养行为,包括知识教育和女子教育,其目的是加强民众的文化程度和科学水平,要求女子摆脱旧式枷锁,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培养她们文明的生活方式；三是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战争,抗战救国成为当务之急,抗日爱国教育成为社会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蒋介石试图通过发起新生活运动,让民众摒弃了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做一个守规矩的“现代国民”,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提高国民素质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对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强调与宣传,激发了民族意识和国家情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蒋介石过于强调道德的作用,他要培养的“现代国民”,并不接受现代民主思想,只不过是接受西方先进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新“顺民”。因此,总体来说,蒋介石的社会教育思想,虽然有点新内容,但并没有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