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梳理和探讨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一、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社会转型对文学批评的影响。70年代以来的各种事件使威权意识形态面临紧迫的任务:必须自我调整并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民意才可能继续维持其威望或合法性。而威权意识形态在调整过程中需要一种新的美感和文学样式为之效力。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表述上摒弃“文艺为政治服务”而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是这种调整的结果。然而,文艺与政治的对立紧张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政治意识形态内部在文艺“路线”上的分歧使80年代前期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几经波折。1984年底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强调“创作自由”和对党在文艺领导方面的“偏左”进行检讨,进一步推动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此后,尽管仍面临政治的压力,但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走向多元化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二、讲究政治实用的经典文论和传统批评范式不甘心被边缘化,仍试图利用各种造势(“伤痕文学”论争、“现代派”论争、“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等)掌控文学发展与批评理论建设的方向。三、人道主义思潮的回归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过去一个时期,尤其是“文革”的惨痛教训,使人道主义成为不可阻挡的思想潮流。立足于实现人的“本质”与“自由”是80年代文学理论批评建设的一个基点。“文学无为而治”、“文学主体性”、“文艺本体”、“纯文学”等批评理论的倡导,无不深含人道主义的情怀。以上三方面犬牙交错,深刻地影响了80年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绪论主要说明选题的研究范围、本论题已有的研究成果与不足以及本文的研究目标、路径和各章的主要内容。第一章、第二章梳理“左翼”文艺理论批评发展及其一元化历程,以及70年代末以来威权意识形态对文艺政策的调整及由此引起的论争。了解“左翼”文艺批评理论发展及其一元化历程,是把握80年代文学批评论争的思想资源与目的的前提和基础。综观80年代一系列的文学批评论争,其实就是原有文学格局瓦解之后不同的文学观念及其话语权之间对峙与冲突的具体表征。其中,“革命”(或政治)的文学观和“人”的文学观之间的对峙与冲突最引人注目;而如果把这种冲突放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下观照,那么,其实质可以归结为:文学作为一种阶级与组织的“斗争武器”(为建立某种“规范与秩序”)和文学作为“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之间矛盾的历史延续。第三章论述80年代文学批评中两种范式的冲突与转换。从“五四”时期起,人性、人道主义、创作方法与形式往往成为了文坛聚讼的中心。在此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它们屡屡被当作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话题来讨论。在“革命”文学批评理论的视域中,从大的方面来讲,持论“人性”、创作方法与形式的正确与否,不仅关乎文艺事业的成败,也关乎革命事业的成败;从小的方面去看,对待人性、人道主义、创作方法与形式的态度往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政治思想状况。其结果,不符合于“革命”要求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创作方法不可避免地被视为“落后”或“反动”;不符合“革命”要求的“形式”则被贴上各种标签——现代派的形式主义、唯心主义、反现实主义等。80年代,以上这些“传统”观点逐渐失魅,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学批评观念赢得社会共鸣。第四章主要探讨80年代文学批评中的关键词或流行术语——“文学批评标准”、“新方法”、“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主体性”、“文艺本体”、“纯文学”、“重写文学史”的历史背景、理论意义与理论盲点。第五章从“双百”的实施状况和思维特征两个方面来考察80年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局限。“双百”实践的历史语境,大致反映了一个时期学术发展与争鸣的“上限”。在80年代,“双百”实践的政治化和工具化倾向依然十分明显,这妨碍了“争鸣”的深度和广度,妨碍了文学批评理论的更新速度与创新力度;而一个时代批评的总体思维特征,则反映了其理论自觉的程度。80年代文学批评在递变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新的普遍的思维模式,即以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政治与文学、外部与内部、社会与个体作为思维逻辑,前者意味着保守落后,后者意味着现代和先进。这说明80年代文学批评在反思经典批评理论的过程中缺乏“自我批判”的自觉,仅是一种“体系内的批判”,不具有足够的“艺术总体性”的理论自觉。结语部分总结80年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意义,指出其扭转了长期以来单纯追求文学与批评的经世致用倾向,开启“文学之为文学”及自身本质属性的全面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