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一项针对全球化和工业化背景下珠三角地区一家中日合资汽车制造企业的民族志研究。选择此研究课题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即以“日系”汽车制造企业为主的集群式发展模式;其二，企业本身对于地方社会的强大影响力，它使后者在十年内由“默默无闻”的农业区转变为华南汽车重镇。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合资企业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体现多元文化融合与适应的社会文化现象，有着深刻而又丰富的文化内涵。事实上，正如对中国文化的关联性认识一样，研究企业组织，既要涉及到它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也要注意到与企业运营相关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经济组织和经济行为，更要考察和分析组织内部的结构与文化。在本论文中，笔者在关注到与所研究企业组织相联系的地方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基础上，将研究重点放在企业组织内部相关问题的讨论与分析上。　　在对企业组织进行研究时，笔者试图从权力与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组织内部的结构与文化问题，目前，在人类学有关工业社会和工业企业的研究脉络中，对权力问题的探讨有两种取向:第一种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展开，将企业组织中的个体与国家权力联系起来，分析由国家主导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如何影响特定企业中个体的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权力作用于个体的方式与结果;第二种侧重于从微观层面展开，将权力与企业内部的矛盾与冲突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笔者在本项研究中更贴近于第二种取向。在本文的开篇，笔者提到了“DN”在成立第二年所遭遇到的业绩下滑惨状，按照企业的官方说法，2004年的低谷归咎于外部市场低迷和内部中日双方的文化融合不利，但笔者在调查之后发现，文化融合不利的背后实则是权力关系不平衡和权力资源分配不均，而占有资源较多的日方往往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在探讨合资企业内部中日双方间的权力关系问题时，笔者特别提到了公司在7年发展历程中举办的两次以“文化融合”为主题的讨论会，并认为，这两次会议对于平衡中日双方的权力关系、缓和两者间的矛盾与冲突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EQL”下属的事业部，“DN”自成立起就始终受到总部的权力干预，为了争取更多的自主权，改变受制于总部的局面，“DN”通过多次富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行为促使总部放权于事业部。在“DN”，权力关系不仅体现于总部与事业部之间以及事业部的中、日方之间，还体现于企业组织内部不同职级与职务的员工之间。与前两者相对宏观或中观层面的权力关系不同，组织内部个体之间所形成的是一种趋于微观的权力——依赖关系。权力依赖关系形成于科层制等级体系中的直属或间接上下级之间，前提条件是，上级必须要掌握与下属个人发展紧密相关的有效资源，或掌握获取资源的途径，只要满足两者之一，他就具备了使下属依附于自己的权力。　　在运作权力的过程中，大多数享有一官半职的领导并不完全依照体系与流程，而是掺杂了“人情”、“关系”等非理性因素，使看似公平、公正的制度逐渐流于形式，对企业员工而言，融入人际关系网还是选择其他发展路径成为两难抉择。另外，从体系与流程的实际运作过程中还可以看出不同个体或群体对于企业的依赖程度，对于“MS”和“YL”派驻员而言，他们的职位和职务由母公司赋予，在派驻期间的工作表现也由母公司考评，他们对合资公司并无依赖可言，而广大中方员工的个人利益及发展命运直系于企业，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中和精神上都依赖于企业。正是在权力关系、资源分配、企业创制背景和人员构成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DN”在组织文化方面体现出饱含了诸如“人情”、“关系”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国企性”文化特征，在组织结构上呈现为一种纵向的科层制等级和横向差序格局的特点，企业组织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横向的差序格局往往对纵向等级序列的构型产生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