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金融中介机构作为金融体系的微观基础,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较大的不平衡性,各地区之间大量通过金融中介体系的融资作用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因此,金融中介的发展必然和地区经济增长相联系,而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中介发展进程也证实了金融中介的发展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在地区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在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这种相互影响又表现出怎样的地域差异?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实质上是认清我国在地区差异明显的情况下金融中介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也是促进我国消除地域差别、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来源。本文拟通过对我国金融中介发展的研究,考证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否引起了区域经济的增长,是否存在一个空间的溢出效应,即A地的金融中介发展是否会引起B地金融中介的发展,从而会导致B地经济总量的提高?如果这种溢出效应存在,那么溢出的大小是否可以衡量?全国的溢出效应和具体到某两个区域之间的溢出效应又有什么不同?这种溢出是否呈现出和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相一致的特征,即东中西部之间存在一定差别?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我国金融中介发展的现状做出合乎实际的解释。目前,国内外从金融集聚扩散角度研究金融溢出效应的文章较多,从金融中介角度研究溢出效应的则相应较少。金融中介机构作为金融业最基本的微观要素,对其溢出效应做出分析和评价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从跨区域的角度引入空间计量观点来研究金融中介问题,在我国尚未有先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现状,确定了我国地区之间金融中介发展程度的参差不齐。通过区域之间的金融中介研究来分析我国地域之间的经济发展问题,把大范围的国家层面问题细化到每一个省域,从地理角度和社会发展角度,这种研究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首先通过对金融中介和金融溢出效应的文献做出分类和评述,在此基础上得出金融中介和金融中介溢出的定义；然后用理论分析方法解释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主要应用了经济学中的“涓流效应”和AK模型对其传导机制进行说明；再次,运用空间计量的方法,测度我国国家层面上金融中介发展导致的金融集聚和溢出效应的存在与否和溢出效应的大小；最后选取我国两个金融中介发展程度不同的具体区域做实证分析,从省域的角度测度溢出效应的大小,并对其做出比较和评价,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通过对金融中介的三个度量指标进行研究,分析金融中介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后得出结论：从全国范围来看,首先,我国金融中介发展在地理上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具备金融中介发展相关性的省区占全部省区的大多数,说明我国金融中介的溢出效应在大部分省区是存在的。其次,我国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区域贷款余额占全国总贷款余额的比例,即信贷资本占比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效果最大,这与我国现阶段间接融资金融中介机构过于依赖信贷比值的现状是一致的,同时也反映出我国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各种利差仍是维持正常运转和产生利润的最重要手段,我国金融中介机构尚未进入以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为核心竞争力的高级阶段。分区域而言,金融中介发展产生溢出效应较为明显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区域,尤以北京、天津最为突出,京津区域的金融中介集聚扩散效应在华北、东北区域表现的相当突出,基本形成了以京津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金融集聚区域。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北京作为我国各大金融中介的首选总部所在地,集聚了全国的金融中介资源。相对而言,上海的辐射力度较小,其原因在于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直接融资市场上的作用远大于其在间接融资市场上的作用。而大部分西部省份,金融中介发展的集聚扩散作用则不如东部地区那么明显。其次,我国金融中介发展集聚扩散程度在增强,尤其是金融中介发展程度高的区域,如北京；但某些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居中的省份,特别是中部省份,其集聚扩散能力反而在减弱,这表明,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金融中介分布不合理,金融资源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金融中介分布格局急需调整。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具体包含了文章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第二章是文献述评,主要对金融中介理论和金融溢出效应做出了具体的阐述并做了简单评价。第三章是理论分析：从金融中介和金融中介溢出的定义出发,通过研究金融中介溢出的原因、条件、传导机制、溢出途径和对其传导要素的分解,论证金融中介发展溢出效应的具体内容和传导机制。第四章是空间计量分析,主要是应用空间计量方法论证我国在国家层面上金融中介发展的溢出效应,并通过选取具体的指标进行空间计量测度和分析。第五章是运用省域之间的数据做实证分析,论证我国各区域内部的金融中介发展溢出效应,并对不同区域之间的具体情况展开评价和比较,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