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来,有关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话题就成为研究热点。作为“降成本”任务里最为隐性的一类成本,其对于企业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所承认。作为非市场交易成本的一部分,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政府实施公共服务时产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高水平,不仅不利于政府公信力的建立,还会对竞争市场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严重制约企业生存与发展。因此,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将依赖政府自身的努力,其影响对于整个市场及所有企业而言都具有相当大的普惠性。在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了概述,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在我国的现状以及近几年来的政策成效;然后从制度供给和政府服务两个角度对我国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的原因进行了剖析;接着对制度性交易成本、市场化进程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逻辑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深入分析我国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问题。本文选取了行政事业性收费占非税收入的比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开放度五个指标,间接测度制度性交易成本,并实证检验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前两项指标与制度性交易成本正相关,且从实证结果上看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后三个指标越高,意味着政府干预经济越少,意即制度性交易成本较低,实证结果显示,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此外,本文运用熵值法,对中国各省(市、自治区)2008-2014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量化并作了排序,通过与地区经济水平的比较,较好地验证了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地区差异性。最后,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性交易成本是非市场交易成本的一种,体现的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转型国家特有的一种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越高,意味着政府干预太多,该地区市场化水平就偏低,进而经济发展水平也越低。因此,为了促进地区经济稳定增长,必须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地区市场化水平。最后,根据结论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