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升高,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越来越趋于紧迫。随着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以及国际分工的逐渐深入,隐含在贸易中碳排放量也随着增加。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生产和消费发生分离,出口品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留在出口国,而进口消费国不用承担本国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后果。中国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已成为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作为世界工厂,我国长期以来以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以量取胜的粗放式外贸增长模式,为发达国家廉价生产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同时,消耗了大量的本国资源。这种超速增长的国际贸易背后,隐藏的是高昂的环境成本。这种隐含碳的转移量随着我国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增加,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必然还将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中国国内环境压力将越来越大。大量研究表明,中国享受贸易顺差带来利益的同时,却承担大量来自其他国家的碳排放,国内碳排放与碳消费严重不符。因而从碳流动视角分析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隐含二氧化碳流的关系及差异,对于后京都时代中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国际减排义务的合理分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欧盟、美国、日本为发达国家和中国、俄罗斯、印度为发展中国家为代表,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作为对比组,使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国际贸易中的隐含二氧化碳流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分别比较了上述六个经济体的隐含碳排放强度、对不同经济活动诸如生产、消费和进出口所呈现出的排放情况相应地进行了计算和分析。文章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俄罗斯、印度各部门碳排放强度较高于欧盟、美国和日本,其中基本金属与金属制品业、电力、煤气和供水业、非金属矿物等行业差距很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较大技术差异。(2)2000-2014年期间欧盟、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进出口碳排放量呈现出增长趋势。欧盟、美国、日本出口隐含碳小于进口隐含碳,净贸易碳排放呈现负数,表明欧盟、美国和日本均是典型的碳排放净进口国。发展中经济体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出口隐含碳和进口隐含碳同样呈现出增长趋势(除俄罗斯出口碳排放外),增长幅度显著大于发达经济体,且出口隐含碳大于进口隐含碳,表明发展中经济体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为碳排放净出口国。(3)欧盟、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对各部门进出口隐含碳比例有相似和不同之处。各国均出现少数部门(多以重工业为主)占据进口和出口隐含碳绝对比例的局面。与其他经济体不同的是俄罗斯在轻工业上进口隐含碳表现出明显不同,其在轻工业上如纺织品、皮革、鞋类制造业进口隐含碳占有很大份额。(4)欧盟、美国、日本基于生产侧碳排放和消费侧碳排放整体变化幅度不大,仅在一定水平上上下浮动,且基于消费侧碳排放普遍高于其生产侧碳排放,表明其最终需求活动的资源环境效应大于其国内生产活动,而其对国外环境的影响通过直接进口效应和间接贸易效应实现;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则恰好相反,其生产和消费碳排放均呈现增长趋势,尤其以中国和印度最为突出,增长速度很快,且三国基于生产侧碳排放普遍高于消费侧碳排放,表明其部分资源环境负荷服务于国外的最终需求。(5)国内自给效应在生产侧碳排放中占据主要部分,其次是中间产品引致碳排放或者最终产品引致碳排放,最后是反馈性出口引致的碳排放。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外需排放在整个研究期内相对比较平稳,且中间产品引致效应总是大于最终产品引致效应。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绝大部分的碳排放为国内排放,即他们最终需求引致的碳排放主要发生在国内,仅有小部分为境外排放。中国和印度的外需排放量增长迅速,且中间产品需求在外需排放中占据很大比例,呈现出“发达国家消费,发展中国家污染”的现象。当前国际气候制度没有考虑贸易的转移排放问题,而仅仅依据生产侧排放来核算各国碳排放责任对中国等出口大国无疑是有失公平的。(6)对比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基于生产侧碳排放的部门构成比例来看,所有经济体毋容置疑都是电力、煤气和供水业在生产侧排放中占据绝对份额,甚至在某些国家中可谓占据半壁江山。除此之外,发达经济体从部门分解上可以看出其他部门的排放较为均匀,各部门所占生产侧碳排放份额没有特别突出,且轻工业和服务业可以看出占有一定比例。而发展中经济体虽然也较为以来轻工业的发展,但相比重工业生产碳排放而言,其相对比例没有凸显,重工业尤其是是电力、煤气和供水业、基本金属与金属制品业、煤炭开采和采选业等在各自国家生产碳排放比例明显大于发达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