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支撑,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力保障,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必由之路。投资和产能配置作为制造业发展中的核心内容。避免企业过度投资和行业产能过剩发生,确保市场供需结构平衡,是制造业能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治理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如何让市场在投资和产能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与措施能够尊重和适应市场规律,成为当前急需思考的问题。要回答以上问题,其前提是需要深入而全面地剖析中国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经济体以及高速增长和承接全球生产链的后发经济体这一特殊的国情下制造业投资和产能的市场配置机制。因此,在现实背景下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和产能的市场配置机制研究是极其重要的选题。本文立足于市场机制视角,结合中国国情和经济现状,采用数理证明和实证分析方法,综合行业和企业数据对制造业投资和产能的市场配置机制展开系统的研究,首先本文展开对制造业投资和产能市场配置机制微观机理的数理分析,揭示了市场配置机制下产能过剩形成的条件;基于行业数据研究了下游市场需求对于投资和产能配置的动态调整特征以及上下游产业传导机制下产能调整行为,初步从行业层面探究了市场何以诱导产能过剩的形成;然后以企业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企业投资和产能的市场配置机制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特征,揭示了产能过剩形成的微观机理;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制造业投资和产能的市场配置机制的所有制差异性;同时考虑到进入新常态后中国市场环境的变化,将市场冲击以及不确定性的市场条件纳入实证分析框架中,拓展了市场对于投资和产能配置机制研究。以上研究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社会供需结构错配等重大经济问题提供理论参考与现实指导。主要研究内容与相关结论如下:第一,基于中国经济特殊的发展背景,本文对影响投资和产能配置的体制因素和市场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制造业投资和产能市场配置机制展开理论分析,包括阐释市场机制下产能过度进入和产能退出刚性的微观机理,通过构建投资和产能市场配置机制的数理模型,分析多种典型市场情形下厂商选择投资进入和产能退出的市场条件,及其对应的企业投资水平和产能配置状态,进而揭示市场信号诱导下产能过剩的发生机理和过剩产能退出的市场有效性问题。基于理论分析发现,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容易诱发产能过度进入,资本专用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则会造成产能退出刚性。产能过剩是当市场需求诱导下的投资进入使产能配置水平超过一定阈值,且难以引导产能的退出,才可能出现的情形。从市场机制角度分析,虽然市场信号能够诱导产能的进入,但无法有效地引导产能的退出,市场对产能进入和退出作用呈现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的存在正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产能过剩发生的原因。第二,本文首先基于行业数据考察了制造业投资与产能配置产业间传导机制,运用状态空间模型研究市场需求对钢铁行业投资和产能配置的动态诱导效应以及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采用分布滞后模型考察钢铁行业的下游产业的发展对于钢铁行业的产能调整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市场机制的调节机制具有局限性,当市场需求增速很大时,市场机制不但没有起到调节器的作用,反而使得产能水平偏离均衡状态的程度加大。钢铁行业的产能对于其主要的下游行业发展的调整反应均具有滞后性,且从长期作用弹性看,建筑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对钢铁行业的产能调整行为的影响作用最大。第三,进一步本文基于微观厂商数据实证检验了制造业投资和产能配置的市场机制。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大样本年报数据,设计了反应需求量和需求价格的市场信号指标,并构建了测度产能配置增量和存量的投资与产能双方程模型,实证计量与分析了投资与产能的市场配置机制与效应。研究发现,扩张性市场信号诱发的投资进入作为“投资潮涌”效应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普遍现象,但高扩张市场信号对企业投资和产能配置的诱导效应明显增强,低扩张与高扩张市场信号对投资进入和产能形成的诱导效应存在显著的非线性;下滑期市场诱导机制对产能退出的引导缺乏有效性,表现为显著的刚性特征,市场信号对产能进入和退出的作用效应呈现显著的非对称性特征。若有针对性的产能配置政策机制缺位,伴随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市场传导机制对于投资进入与产能形成诱导的有效性,和对于过剩产能退出调节的失灵,会导致产能过剩频繁发生并且难以实现根本性的治理。第四,在制造业投资和产能配置的市场机制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本文探究了制造业企业投资和产能市场配置机制的所有制差异性。本文按照企业所有权性质将企业区分为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对比研究了市场扩张和下滑阶段,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企业投资和产能配置对市场信号反应的敏感性、预算约束程度对国有与非国有企业投资和产能配置的市场反应的作用效应以及对比检验不同时间阶段市场信号对于引导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企业产能进入和产能退出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投资行为不仅遵循市场机制,并且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产能进入行为对扩张性市场信号有更强的敏感性,但同时处于下滑期时,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有更强的产能退出刚性;预算软约束放大了扩张市场信号对国有企业产能进入的诱导效应,却未显著地影响国有企业的产能退出行为;在2013年以前,国有企业投资倾向于对市场需求量信号反应,而非国有企业投资倾向于对市场价格信号反应。在2013年以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投资行为对市场需求和价格信号的反应均显著,且国有企业对市场反应的敏感性要强于非国有企业。第五,进一步考虑到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国内外市场环境复杂化等原因,将冲击和不确定性市场条件纳入市场配置机制的实证分析框架中,拓展了制造业投资和产能的市场配置作用机制研究。本文通过上市企业运营指标构建了市场冲击持续期和市场不确定性变量,实证检验了不同市场冲击持续期下市场需求和市场不确定性程度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和产能调整行为的作用影响。研究发现,当市场负向需求冲击的持续期较短时,市场需求的变化对企业的投资决策的影响不显著,却对企业产能调整决策的影响明显。相反,当市场负向需求冲击的持续期较长时,市场需求的变化对企业的投资决策的影响显著,企业产能调整决策的影响不明显,此时,市场需求冲击仅是影响了企业对未来产能配置的计划,企业的当前产能配置水平却不会按照当期的市场需求冲击变化进行调整,市场对企业投资行为作用有效却对产能调整作用失灵;市场需求冲击的持续性影响了市场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和产能调整行为的作用效应。当市场需求冲击的持续期增长时,市场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抑制效应显著减弱,对企业产能调整能力的弱化效应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