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毒品流入中国以来,我国的禁毒工作便一直未曾停歇,也一贯坚持“重刑治毒”的主张,毒品犯罪的治理成绩斐然。毒品犯罪的司法认定是毒品犯罪治理的重点与难点,也是正确处理毒品犯罪的基础。从司法实践来看,毒品犯罪的司法认定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毒品犯罪侵害的主要法益、毒品本身以及毒品犯罪行为这三个方面的认定存在偏差,而且这三个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方面正是决定毒品犯罪司法认定结果的科学性与可接受性的主要内容。因此,从上述三个角度出发,对我国毒品犯罪司法认定的缺陷与修正进行研究确有必要。在理论上,对我国毒品犯罪司法认定的缺陷与修正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将社会危害性、法益保护、刑法谦抑等刑法基本理论融入毒品犯罪治理理论之中,从而巩固毒品犯罪治理的理论根基;有助于对毒品犯罪侵害的主要法益认定、毒品认定以及毒品犯罪构罪标准进行反思,在构建毒品认定的实质标准同时,完善毒品犯罪的构罪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对行政犯的处理模式进行一定的补充与完善。在实践中,有助于应对新精神活性物质不断涌现的新形势,以正确筛选新精神活性物质中属于毒品的部分,实现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科学管制;有助于实现毒品违法与毒品犯罪的分流,减弱毒品犯罪司法认定结果的重刑特征,从而提升毒品犯罪司法认定结果的科学性与可接受度。全文四万余字,共分为五个部分,对我国毒品犯罪司法认定的现状评述、问题检视、修正必要、原则坚守、修正建议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具体如下:第一部分我国毒品犯罪司法认定的现状评述。该部分主要评述了当前我国实务中对毒品犯罪司法认定的具体做法。具体而言,在毒品犯罪侵害的法益认定方面,将毒品犯罪侵害的法益认定为单一“社会管理秩序”,具体来说是“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在毒品本身认定方面,将毒品认定标准局限于以《麻醉药品及精神药品品种目录》为代表的闭合性行政文件;在毒品犯罪行为认定方面,在定罪时主要考虑毒品数量,认定因素不够多元。第二部分我国毒品犯罪司法认定的问题检视。该部分主要检视当前我国毒品犯罪司法认定存在的问题。在毒品犯罪侵害的主要法益方面,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毒品犯罪侵害的主要法益有所偏离,主要表现为法益归纳基点偏移、行政惯性影响司法、处罚意识过于强烈;在毒品认定方面,我国司法实践中毒品认定流于形式,主要表现为概念语境稍显模糊、可持续性有待提高、行刑衔接存在障碍;在毒品犯罪构罪标准方面,我国司法实践中毒品犯罪构罪标准不够多元,主要表现为法益反映不够全面、数量认定不够科学、法律规定不够统一。第三部分我国毒品犯罪司法认定的修正必要。该部分主要阐述了我国毒品犯罪司法认定标准修正的必要性以及实践价值。对我国毒品犯罪司法认定标准进行修正,有助于应对新精神活性物质不断涌现的新形势;有助于实现刑法与行政法二者之间在处理毒品问题上的有机统一;有助于减弱毒品犯罪司法认定结果的重刑特征,提高毒品犯罪司法认定结果的科学性与可接受度。第四部分我国毒品犯罪司法认定的原则坚守。该部分主要论述了我国毒品犯罪司法认定应当坚守的原则,包括法益保护原则、刑法谦抑性原则以及法秩序统一原则。在坚持法益保护原则时,应当实现法益保护的多元化、重点化、底线化。在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时,应当做到对二元处罚机制的坚持、注重治安管理处罚的运用以及其他处置措施的补充。在坚持法秩序统一原则时,应当做到在毒品犯罪的司法认定中,行政法规与刑事法规保护法益相趋同、毒品的行政认定与刑法认定相区分、涉毒的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相协调。第五部分我国毒品犯罪司法认定的修正建议。该部分主要对我国毒品犯罪司法认定的修正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需要承认公众健康的主要法益地位。其次,需要根据相关物质的形成瘾癖性、精神刺激性、身体损害性采用毒品认定的实质解释标准,同时注重毒品认定标准的司法化转型。最后,需要考虑毒品犯罪的多元认定情节,包括以毒品纯度为基础的数量、毒品犯罪市场的覆盖范围、毒品犯罪的违法所得数额以及其他可以体现涉毒行为犯罪侵害性、社会危害性的情节。毒品犯罪的司法认定是治理毒品犯罪的重点、难点,对我国当前的毒品犯罪司法认定模式应当从毒品犯罪侵犯的主要法益认定、毒品本身认定以及毒品犯罪行为认定三个方面予以修正、完善,以期我国毒品犯罪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