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刑事诉讼追究犯罪与其它重要社会价值进行权衡的结果,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在古今中外都有着漫长的历史发展。在中国古代其被称之为亲亲相隐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基于人们以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简单和片面认识,认为凡是封建社会的东西都应以彻底地抛弃,亲亲相隐制度作为反映我国封建社会宗族伦理观念,旨在维护封建家庭稳定进而是加强封建国家统治的法律制度被冠以封建糟粕的名义而在立法上被彻底删除了。然而,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学术争鸣,容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许多西方国家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存留有“亲亲相隐”的规定,其具体表现为亲属作证特免权。本文开篇阐述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概念和特征,并通过介绍中西方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发展,进一步揭示我国目前亲属证人面临的困境:究竟是“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本文从有碍证据质量的提高、违背社会伦理道德和不利于人权保障等角度阐明现代刑事诉讼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缺失的弊端,从而论证构建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价值取向。为了说明构建刑事诉讼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合理性,本文分别从法理、人伦、社会和司法四个角度证明在我国建立此制度是合乎理性的。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在中国建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还必须要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和中国的本土法治资源,这就涉及到亲属作证特免权是否在中国可行的判断,从而进一步为维护家庭的和睦,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奠定法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