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和目的艾滋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随着我国“四免一关怀”政策(尤其是抗HIV病毒治疗)的实施,HIV感染者的病死率大大降低,生存时间延长,疾病进展减缓。但在当前抗HIV病毒治疗广泛免费可及的政策下,山东省HIV/AIDS患者的疾病转归进程特征及影响因素尚不清楚。目前,国内针对HIV感染后转归进程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多基于特定的人群,如吸毒者HIV感染人群和非法献血HIV感染人群,针对一般人群的研究较少,且存在样本含量低的问题。因此,我们仍有必要探索山东省HIV感染者各种转归进程及影响因素,以实现对个体的风险预警,促进HIV感染者的个性化管理,提高HIV/AIDS患者生命质量,延长其无症状期。在HIV感染者转归的研究中,涉及到时间—结局的数据分析,其中竞争风险的出现不容忽视。所谓竞争风险是指在HIV感染者的整个生存期内,除了会出现所关心的结局(HIV+→AIDS、AIDS→死亡、HIV+→死亡)外,还会出现其它竞争性结局(如自杀等意外死亡、死于其它与HIV感染无关的疾病等),它们的出现会导致所关心的结局不会发生,即出现了竞争。传统的生存分析方法难以解决竞争风险存在的问题。而近几十年来竞争风险模型不断成熟和发展,为研究山东省HIV/AIDS患者的疾病转归特征及影响因素提供了可靠的工具。目前尚没有研究将竞争风险模型用于HIV/AIDS疾病转归的研究中为此,本研究应用竞争风险模型研究HIV/AIDS转归进程:①描述“四免一关怀”综合干预背景下,HIV感染者的疾病转归特征(HIV+→AIDS、AIDS→死亡、HIV+→死亡);②探讨HIV感染者各种转归的影响因素。方法利用的山东省HIV/AIDS纵向监测队列,构建HIV+→AIDS、AIDS→死亡、HIV+→死亡三个子队列,使用考虑竞争风险的累积发生率函数(CIF)估计HIV感染者各种转归的累积发生率。比较累积风险函数(CIF)与Kaplan-Meier法在竞争风险存在的情况下进行生存分析时的差别。分别应用原因别Cox模型和部分分布比例风险模型(Fine-Gary模型)分析预后因素在HIV感染者转归过程中的作用。结果1、HIV+→AIDS队列、AIDS→死亡队列及HIV+→死亡队列分别入选了2727名非艾滋HIV感染者,1508名新诊断AIDS病人,和4650名新诊断HIV/AIDS患者。使用累积发生函数(CIF)估计:山东省HIV/AIDS队列中非艾滋HIV感染者在HIV阳性确诊后1年、3年、5年和10年的AIDS累积发生率分别为5.7%、18.2%、33.9%和47.9%;AIDS病人在确诊AIDS后1年、3年、5年、10年末累积病死率分别为18.4%、23.3%、24.9%和27.1%;HIV/AIDS患者在确诊HIV后随访1年、3年、5年、10年的AIDS相关死亡累积发生率分别为8.4%、11.8%、14.8%和19.3%。2、影响HIV疾病进展转归的因素为诊断时的初始CD4计数、抗病毒治疗、文化程度和年龄。其中:①诊断时CD4计数越低,代表诊断时的免疫水平越低,疾病进展越快,死亡风险越高;②抗病毒治疗显著延缓疾病进展和死亡,且开始抗病毒治疗越早,预后越好,疾病进展风险越低;抗病毒药物的不同组合无显著差异;③文化程度较高者其疾病进展速度较慢,病死率低;④年龄影响AIDS发生后的疾病进展,年龄越大,则AIDS相关病死率越高。而性别、感染途径与HIV感染者的进展及死亡无关。3、K-M法和累积发生方程法的估计结果发现,K-M法高估了转归结局的发生率,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两种方法得出的转归结局的累积发生率差别也逐渐增大。因此累积发生方程是用来处理带有竞争结局的生存资料的较好选择,可以减少偏倚。4、Fine-Gary模型与原因别风险模型的结果,模型系数略有差异,但是在系数解释方面,竞争风险模型的系数直接与转归结局的累计发生率相关,而原因别模型的系数则没有这种性质。结论:影响HIV疾病进展的因素包括初始CD4计数、抗病毒治疗、年龄和文化程度。K-M法用于带有竞争风险的数据分析时会导致结局累积发生率的高估,而累计发生方程法是用来处理带有竞争结局的生存资料的较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