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霸政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霸政中的战争也是重要的研究领域,自《荀子·王霸》以下,历来研究成果丰硕,这是本文继续探讨的前提和基础。然而由于诸多原因,相关史实不清楚,对霸政出现的原因等相关问题也有继续探讨的空间。如关于郑庄公克段于鄢,从相关史料尤其《左传》“君子曰”中引用《诗经》看,可能有郑庄公努力符合神灵要求等更深层次原因,其也不可能脱离历史传统及时代制约。由此反观周、郑交恶后,郑不可能至死都不与周王室联系,更不可能如前人所称妄自称王齐桓公一生征伐后,欲行封禅之举,前人多对此否定,重新考证可以看出,齐桓公封禅为诸多因素合力自然发展的结果。封禅未果,或许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周德虽哀”,确属“天命未改”,可能也是历史的必然。近人对宋襄公泓之战一般评价不高,从考证大司马固谏“天之弃商久矣”入手,反观宋襄公一生之“复商大梦”,其言行本是对古礼背后的“天”的尊重与降服。古人推其为五霸之一,说明战争成败不是成为霸主的根本条件。城濮之战是春秋前期一场大战,以往研究多关注此战晋楚的政治形势、外交政策、战略战术等,其中“天”等神灵因素反复出现,如战前晋文公梦见楚成王吮吸其脑浆,子犯释为“吉”后遂扭转战局。楚成王反战,主要理由在“天”,子玉不肯奉祀河神,其兵败自杀也在应验楚范巫“将死”预言。前人对崤之战中“天”等神灵因素也淡化处理。从《左传》等相关记载看,如晋文公死后灵枢有声如牛,卜偃释为文公传命秦将伐晋,击之必败,其后表明战争进程及结果早已注定,人事似乎只是在实践着“天”的安排。战后秦转而称霸西戎,实属无奈之下的慰藉,然而却兑现平王东迁时“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的誓言,也为日后秦国东进一统六国建立充足的军事物质保障。和中原霸主不同,楚国称霸更多是战争,而非盟誓,但又不完全崇尚武力。邲之战后,楚庄王祭河神,或许是尽收天下的气度,修建先君宫庙,也在昭示楚国胜敌的力量来源。或许正因为此,楚庄王问鼎中原默然离开的关键原因,同样在于鼎被视为天命的象征,而天是超越一切包括楚王在内的至上权威。如从一个更长时段去观察共同构成邺之战中晋、楚、郑三国棋盘式的微妙处境,“天”、占卜等神灵因素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棋子。其他战争也大致如此,如邲之战后,晋国君臣遥助郑国而不发兵的理由,也以“天”等神灵因素为借口。关于吴越之战,通过考察战争过程可以发现吴亡越兴,也与两国君臣对天道的体悟及遵行相关,夫差和句践先后北上中原争霸,会盟诸侯,直至周天子从形式上预以确认。说明王受命于天,霸主受命于王的理念此时依然顽强的存在。后人习惯权力至上,并推出与之对应的片面结论。关于本文创新点,从研究问题意识和视角看,以往“天”等神灵因素视角的缺失,客观上造成研究内容和结论上的不清晰乃至相当程度的偏差。本文认为要考察春秋霸政战争,仅就战争论战争是不够的,除从王权自身的组成上观察外,还要在“祀与戎”的框架下,反观“戎”,“戎”与“祀”并列国之大事,“祀”在排序上居于“戎”前,说明“祀”及其背后“天”等神灵因素的重要性,而近代以来对霸政或霸政战争研究最大的不足,恰在于此,由此本文尝试跳出传统就战争论战争的研究套路,另辟蹊径对此重新探讨。从研究内容和结论上看,本文在前述考证基础上,对历史重新解释或为相关研究提供佐证。文章认为卜筮、预言、梦境及鬼神显灵等灵异现象是霸政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所在,也是战争不是成就霸主的根本原因所在。霸政或霸政战争仅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反映,抽取其他层面进行考证也应有上述类似结论。天是维系当时人群共同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是从血缘到地缘统治的内在基础,灵异事件与自古以来形成的敬天传统交织在一起,也成为春秋时期政治权力正当性、合法性的本源。这是历史事实与时代特征,是春秋社会虽“礼崩乐坏”,却大体保持“尊礼重信”时代特征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言,“天”或由此代表的神灵祭祀等宗教因素,也是治史者,尤其是治上古史者必备的基本研究意识。从世界语境下看神权和王权之间也存在互动,说明古代中国不是孤立现象。上述梳理对相关研究,如中华民族形成史等具有促进作用,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今中国,也有一定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