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尧臣是宋初诗风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南宋时被尊为宋诗“开山祖师”。他对宋代及其后诗风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历代文坛领袖对其都有或褒或贬、或多或寡的评价，学界在这些既成定论的基础上做了大量有益探索，立足点都是这些既成的历史定论。第一章梅尧臣其人其诗。梅尧臣是一位真正的儒者。他不仅具有直面现实的进取精神和无论在朝在野都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他还非常热爱生活，为人处世情真意切。梅尧臣的诗作特点与人格特点密切相关。梅尧臣是一位渴望手持长戈利戟，在文坛上施展才华，舍生取义的斗士，因此历来将其诗歌特点归结为“平淡”并不准确。梅尧臣在文学史上最大的功绩在于开创宋调，使宋初诗坛形成了与唐诗不同的面目，是“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的第一人。但在力矫西昆派“掉书袋”弊病的同时，梅尧臣矫枉过正，部分诗作不免于村俗，这也是他遭人诟病的主要原因。第二章宋代文坛领袖及社会名流对梅尧臣的评价及原由。最早全面评价梅尧臣诗歌的是同时代的欧阳修。他对梅尧臣的诗歌作品给予全面肯定，身为文坛领袖，他的评价与阐释对梅尧臣诗作的传播发挥着巨大作用，同时通过对梅尧臣的赞赏，推动诗文革新运动，倡导新的创作原则和审美旨趣，以涤除西昆旧弊。因此说，欧阳修通过对梅尧臣诗歌的阐释来达到改造世风、挺立文风的目的。逮至南宋，朱熹认为梅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批评梅诗“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但同为南宋诗坛名家的陆游却对梅尧臣推崇备至，在《剑南诗稿》中自称“学宛陵先生体”或“效宛陵先生体”者有八处。朱、陆二人矛盾评价的根本原因在于二人“前理解”的巨大差异。说明“一切理解必然都包含某种前见”，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历史存在对历史达到客观公正的理解。第三章元明清文坛领袖对梅尧臣的评价及原由。金元时期，梅尧臣的诗歌仍受重视。文坛盟主赵秉文和元好问在诗作中都体现出他们对梅诗的赞赏与传承。明代前后七子倡言复古，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可看做对梅尧臣否定意义上的评价。但当时还有一位堪称“文坛领袖”的人物——杨士奇，对梅尧臣的肯定则避重就轻，这种有选择的阐释也是出于他“前理解”的制约。清代王士禛认为梅尧臣诗胜过苏舜钦诗。因他提倡的“神韵说”与梅尧臣的诗歌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乾隆年间文坛领袖沈德潜对梅尧臣的看法一分为二，既肯定他才力高于前人，“尽翻窠臼，蹈历发扬”，同时指出梅诗“渊涵渟滀之趣，不复存矣”。沈德潜崇尚含蓄不露，温柔敦厚的诗教观。由于他们“隶属于”历史，“受制于”传统，所以他们都不自觉地在各自传统的规约下进行理解。第四章历代文坛领袖对梅尧臣评价之再评价。纵观历代文坛领袖对梅尧臣的评价，持肯定态度的居多。阐释具有历史性，因为人自身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阐释具有建构性，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阐释。关于对梅诗诗歌风格的评价，以中国古代诗歌阐释传统中“诗无达诂”理论和西方阐释学理论“视域融合”观点来解读，梅尧臣诗歌风格除了“平淡”，还有“刚健”，具备一个文学大家驾驭多种风格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