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了中国的外贸动力结构。我们建立了一些概念和模型以方便分析。在进入主要部分研究之前，我们对不同国家的动力结构特点进行了某些比较，得出有益的结论。我们在每个部分广泛地采用实证方法来验证我们的理论和想法。鉴于所能获得的调研结果，合理化建议因此提出。文中特别强调了动力结构的转型，这是因为过渡经济在中国占优势。 已经有国内学者把贸易增长分成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贸易增长的动力来自于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处于劣势，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资源，贸易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的贸易发展。但技术含量低、生产层次低的产品的拓展空间是有限的，随着这种比较优势带来的边际增长收益下降，贸易增长会逐渐减缓，贸易增长到了一定时期就面临着动力转换的过程。在第二个阶段，贸易增长的动力被归纳为两方面：一是贸易部门比较优势的高级化，即比较优势由自然禀赋上升到技术、管理和营销网络等后天禀赋；二是建立起非贸易部门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 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必然大大加快其进程。那么，我国外贸动力结构顺应这样的发展趋势，将会有哪些显著的变化呢？可以预见的是：参与外贸的经济主体更加广泛，动力结构具备充足的量能；贸易优势发生明显变化，更新推动途径势在必行；运作主体的目标函数趋于统一或近似；政策激励作用日益式微，新的刺激机制逐渐形成；国际环境对于动力结构的影响明显扩大；等等。 动力结构的转型首先就要彻底更新贸易环境，它主要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淡化政策环境的刺激功能，转而加强它的改造作用；二是完善经济体制的刺激功能和改造功能；三是充分运用货币金融、信息、市场等环境的功能。其次，在激励机制建设上，一方面要强化约束机制的功能，另一方面在构筑激励机制时要充分发挥体制和法制的作用。再次，贸易环境必须通过相关的推动途径才能对运作主体产生作用。显然，补充和完善这类推动途径是转换动力结构的重要内容。它主要体现在：强化技术、规模和创新等因素的功能；继续发挥自然禀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