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一项系统而艰巨的工程,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日益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首次以单章论述的形式出现,且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其战略地位得以更明确的体现。不仅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用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为回应环境制度完善的现实需要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作为我国环境保护规范领域的制度创新被提出。其设计目的是通过救济主体代表国家以生态环境资源所有权人身份与赔偿义务人进行磋商,以实现及时有效恢复生态秩序,弥补生态损失的目的。同时,磋商制度具有磋商前置性、政府主导性和磋商协议强制性的特征。因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中引入监督机制既有其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有其理性的内核。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内容涵盖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基础理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中引入监督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如何引入监督机制等内容。第一部分先介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目的,通过研究,探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论证引入监督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探寻其行为性质和法理基础。第二部分主要分析相关主体在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进行监督中的实际情况,探讨监督主体、监督环节和监督流程存在的现实问题,探明并归纳当前监督机制出现问题的原因。第三部分具体寻找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监督困境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可能的出路,在充分总结已有理论研究和立法探索的基础上,探究监督机制的完善路径,期望为我国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监督机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