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人们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由于对何为发展意见并不统一,研究者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测度发展的方法。有的关注于GNP或类似总量指标的增长,有的关注于人们心理的满足,还有的关注于人的各种权利的发展。这些方法都反映了发展的某个维度。其中尤以GNP方法影响最大。一直到70年代初,它都几乎是唯一的发展测度方法。这些测度方法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福利经济学、伦理学基础之上。由于不同理论关注的信息不同,导致相应的测度方法也关注于其理论所关注的信息,而忽略或不重视其它信息。 测度方法的理论基础传统地主要有功利主义与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权利优先或权利至上理论。功利主义主要关注的是幸福或快乐。功利主义者们主张以效用作为衡量各经济主体与经济状态福利的唯一指标。而货币收入则是最适宜用来代表效用的指标。同时,他们坚持三个基本原则,即后果主义、福利主义与总和排序。由这三个原则出发,功利主义者倾向使用收入、商品等来测度效用。而最为符合的则是GNP、GDP等总量指标。然而这类测度方法忽视平等问题,对权利等不与效用直接联系的因素不予关心。且难以衡量那些非市场因素对福利的影响。这些都使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测度方法日趋势微。而罗尔斯与诺齐克等人的观点则改变了功利主义不重视权利的倾向。但他们(尤其是诺齐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罗尔斯提出了一些基本权利,认为他们具有程序优先性,并主张以其提出的基本善指数来作为判断标准。诺齐克则认为权利至上,将罗尔斯的基本权利扩展到各种权利。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理论对于当代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没能解释为何权利具有这种优先性。而且不顾后果的主张权利优先可能会损害人们的实质自由。并且,难以直接用权利优先理论来对发展进行测度,如罗尔斯基本善中的自尊就难以测度。因而,权利优先理论虽对发展测度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很少有直接以其为理论基础的测度方法。 森的能力观点对发展的测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森认为发展是人的可行能力的发展。因而将其信息基础建立在人的可行能力或功能性行动上。能力观点拥有极大的包容性,并具有非常广的信息基础。它从多维而不是一维的视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