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春秋》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他曾感叹,“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就本质而言,孔子的学说是一种社会管理学说,一种社会教化学说。孔子以“六经”(或“六艺”)教化人心,属辞比事的“春秋教”在“六经之教”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 六经之中,《春秋》“以道义”。以往研究中,关于《春秋》经传及其与孔子关系的问题,往往言人人殊;对《春秋》政治意蕴的发掘,则多着眼于“一字褒贬”。其实,孔子的“春秋教”研究还有继续拓展的空间。地下简帛文献的问世“激活”了相关传世文献,为进一步评述《春秋》性质及其与孔子关系的研究状况,深入挖掘孔子的“春秋教”思想,进而思考中国史学的经世传统提供了新的平台。 《春秋》“即事以言理”,由此出发取舍史料、遣辞行文,所以《春秋》亦经亦史。孔子崇尚先王之治,而春秋以来王权旁落、天下无道,即如齐桓、晋文者,也与孔子理想的政治人格明显背离。礼崩乐坏的现实还导致了《诗》的政治教化功能的消亡。正是基于对三代及春秋思想文化的自觉继承与反思,孔子笔削鲁史而成《春秋》,通过褒贬是非,补旧起废,“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以明王道之义。《春秋》断限及正名观念、重德尚贤、恶战重民、知权时中等内容,深刻体现了孔子的礼治思想。 史家之“三长”,“识”尤为重。所谓“识”,乃指“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的史学工作价值诉求的主观自觉,及承担实践这一自觉的智慧和勇气。孔子的“春秋教”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无论著史还是读史,须臾不可离的,不仅是分辨和取舍真假,还应包括对是非的分辨和评定。这正是孔子“春秋教”研究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