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在其思想的早期与后期都涉及到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研究，可以说对“物”的关注贯穿了鲍德里亚学术生涯的始终。虽然鲍德里亚擅长用全新的理论观点来颠覆原有的观点，但是本文认为，鲍德里亚在其早期著作《物体系》中，对技术物就已经有了一般性的规定，其功能物、符号物和客体物内含了作为技术物的一般性特征，并且技术物的演变发展过程是具有内在逻辑连续性的。首先在传统社会，象征物是作为人与人之间道德和情感关系的中介；当象征物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成为功能物时，物不再直接反映人的需求，而是被抽象为一种系统性功能。抽象的系统功能开始展现出对人的主宰欲望，同时造成了功能物癌症，带来了技术停顿；进入商品极大丰富的消费社会，功能物不再是基于自身的有用性，而是成为一种有差异性的、造成阶级划分的符号。伴随着媒介传播技术使符号扩大化，符号物实现了对人的社会生活的主导；进入80年代后，鲍德里亚又考察了以高科技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现技术物新的反叛性特征。由于资本主义仿真阶段的加速发展，主体化的符号物对主体人进行诱惑和控制，并能实施客体策略，犯下完美的罪行。本文认为鲍德里亚的技术物是按照物的“主体性”逐渐强化的逻辑，实现了从象征物的功能解放，到功能物的符号化，再到符号物的主体化这一完整演变过程，至此物的“主体性”完全获得，人的主体性地位丧失。并在每一阶段的演变过程中，带来了社会、技术等层面的灾难。　　考察鲍德里亚的技术物的演化过程，一方面让人们更好地看到其技术物演化中的逻辑连续性，同时也能厘清鲍德里亚的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系，看清他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批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延续和创新，以及他在后现代主义理论角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出走与反叛；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意识到高科技飞速发展下，人工智能对人的模拟、替代正在一步步逼近，人类主体性消解的危机正在加深。笔者认为，面对这样的现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指导；以理性引导人工智能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增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灾难的预见性与应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