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曰”的来源有原始史料的孑遗,有借重时贤的言论,有的则出自作者一家之言。作为史书论赞的滥觞,它论从史出,尚未形成体系。但是由于借助“君子”以“发言”的缘故,并且在《左传》中大量、集中地呈现而具有了鲜明的文体特色。从言志传统来说,它引诗证言的鲜明特色显然受到了“诗言志”的影响；在当时“立言不朽”观念的影响下,它体现了史官立言的自觉；这种文体与诸子百家腾辩之风、屈骚等《楚辞》作品中淋漓尽致的“言志”特色、汉赋中铺张扬厉以尽意的言说欲望、汉人论政解经的时代风尚一道又促成了“太史公曰”的奇峰耸峙,最终促成了“论赞”的成熟,并开后世各体文学诸多法门。正文共分三章和一附论：第1章“君子曰”之文化背景透视。西周末年,王道不兴,诸侯力政,对上古文化发展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史官传统也随着礼崩乐坏而开始崩解,史官们纷纷由王廷流散入诸侯封疆,一定程度上刺激和促成了后来“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文化局面。与此同时,伴随着诸侯力政,诸侯国坐大,一大批“君子”开始“亮开自己的嗓子”,他们以高尚的德操,高贵的血统和高蹈的“立言”而成为新的文化权威。他们与前此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葆有者——史官们,以“共和”的姿态出现在春秋的历史舞台上,继承并推步着史官文化,形成了一个以“君子”风尚为核心的“君子文化”时期。“君子曰”正是这一文化氛围的集中体现：籍“君子”以“立言”。第2章“君子日”之文体形态剖析。“君子曰”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代言体”的模式,即代“君子”以发言或者说借助“君子”以发言。左氏或引经据典以铨评人、事；或藉当世通行语言以入评论；或雍容详赅,与《左传》全书之述史笔法若合符契。它是古代史官实录精神和传统的一脉相承。在具体的文体形态上,它呈现出各个不同的面目,有短小精悍的论说文,有褒贬杂居的颂赞辞,有循循善诱的箴言录,有官箴王阙的训诫言,有言简意赅的解经语,绝少雷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史官们创造性的体现之一。第3章从“言志”传统的角度看“君子曰”的文体地位和影响。归根结底,文学作品大都是作者“言志”的需要,是作者意图的体现,情感的抒发,胸臆的呈现,志愿与理想的展示,都有着强烈的“言志”欲望。此文所谓的“言志”传统,指的是在“文学自觉”尚未到来之时,即人们尚未认识到通过明确的文体样态来“言志”的时代氛围下,左氏自觉不自觉所呈现出来的鲜明的一抒己愿的表达需求。从《周易》“君子终日乾乾”的教诲模式、《尚书》的“王若曰”、《诗经》的“卒章显志”,到《左传》等史传作品中的“君子曰”,再到战国诸子作品中的“子曰”、楚辞中的“乱曰”、汉赋中的“乱日”、“讯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等都表现了这种需要。它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因子的酝酿而由晦到明,由隐到显,由不自觉到自觉,逐渐形成了愈来愈明晰的史家的“言志”需求。从某种程度上说,史家“成一家之言”的创作动机并不始于司马迁。“君子曰”第一次明确地标出“君子”这一主体,这是言志主体觉醒的标志。附论实归一揆：“君子曰”与“孔子曰”举隅。《左传》中大量出现的“孔子曰”其实也是左氏运用“代言”体式的一个特出之例,并不神秘,对此众口哓晓,莫衷一是,大可不必。对礼乐和德行的重新重视,对“正名”的迫切,“法先王”的评论基调,困厄与愤激的感情诉求等都证明着二者实归一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