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不仅数量剧增，且选材亦渐趋多元，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译介演变以80年代以来当代长篇小说的复苏与繁盛为前提，并持续受到中外政治、经济关系与媒介技术的影响。虽然当代长篇小说在英译传播中始终面临着跨文化改写与变异的难题，但其审美价值也逐渐获得英语世界的认同。对这一译介进程的系统梳理和深入研讨，不仅帮助呈现中外文学交流的历史与现状，也为思辨“世界文学”理念的内涵，认识“文学外译”实践的意义并深入推进提供启示和借鉴。
　　首先，1980年代，随着当代长篇小说文学性的日益凸显，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也随之开启了新的进程。80年代初期，长篇小说英译主要由国家外宣机构发起，1987年以后，西方商业出版社开始主动介入。在这些传统的纸媒以外，影视媒介从90年代开始助力翻译传播，进入新世纪，新兴的网络媒体也成为重要的译介平台。无论是主体的轮换，还是通道的拓展，都展现了文学的跨文化传播，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实践过程，而是牵涉着审美、政治、科技等多重力量相互交错的复杂运作机制。
　　其次，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活动，当代长篇小说的英译传播一直面临着因文化差异和强势文化语境干涉而引发的变异问题。这既表现在以译入语诗学为旨归的归化式删改，也表现在因译入语意识形态左右而做出的政治性改写。这些翻译行为导致了译本形态、文本意义，甚至出版发行等诸多方面的变动，不利于中外文学、文化在交流中互证、互补。80年代，《沉重的翅膀》两个译本分别受女性主义诗学、意识形态偏见的操纵;新世纪以来，《兄弟》译本的政治化导向，《格萨尔王》《长恨歌》译本的诗化语言删减问题，均是明证。
　　再次，幸而当代长篇小说的英译传播实践在不断深入展开。随着译者的主动译介、学者的自发推广、作家的自我推进、国家机构的灵活资助、以及市场和多元媒介等各类因素的加入，当代长篇小说的英译状况正趋自主，流通途径复合化、多样化，有效地消抵了来自诗学和意识形态的操控。例如，《红高粱家族》在电影和译者的双重助力下以丰沛的地域文化、生动的语言吸引海外读者，持续带动莫言小说的外译;残雪积极参与其小说的英译传播，《最后的情人》以东西方共通的情感艺术赢得海外赞誉;《解密》高度融合中西方叙事技法，并借由市场推广热销全球;《玉米》《推拿》以深刻的“世态人情”写作引发中外读者的情感共鸣;《高兴》的城市边缘人题材尤其触动海内外读者，扭转了因晦涩地域文化而导致的贾平凹长篇小说英译停滞的局面。这些作品先是以情感打开文化隔阂，进而以多样的风格与题材、创新叙事来深化文学间的对话，以其多元的艺术表现，弥补翻译中流失的内容，逐步消解了跨文化传播中的偏见，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学空间的多元演化进程中。
　　最后，尽管19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过程缓慢，甚至效果欠佳，但意义却不容小觑，足以帮助我们清楚观察如下现象。第一，当代长篇小说的英译传播受到了来自政治、经济、网络与影视等外部力量或媒介载体的交错影响，翻译活动是一个在外部权力和文学审美间寻求平衡的动态演化过程。第二，在英语世界接受度较好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均基于其对普世人情、人性的有力展现。这表明“世界文学”所诉求的“多元融和”，不仅是指“多元文化交流的和而不同”，更是指“面向普遍人性情感的多元写作共存”。第三，作为“世界文学”理念的重要实践案例，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英译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翻译和传播，提供了翻译模式和出版形态两个方面的借鉴，为深入思考“世界文学”的可能和限度给出了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