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堂制度是我国古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但由于其自身的缺陷及有关史料丧失过甚,因而一直没有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从发展、变化的历史视角出发,选取了现有文献与考古发现中一部分最为基础、又大体上清楚可靠的相关史料,尽可能扼要地描述并初步解析了明堂制度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全过程,初步勾勒出明堂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重点叙述了明堂礼的施行与明堂形制的变化这样两条在明堂制度史上最为基础最为骨干的线索,揭示其渊源,展现其流变。并由此深入探讨了其制度产生的主要动因,尽可能准确、简练地解答了诸如明堂制度的来源、明堂制度史各阶段的划分、明堂制度史各阶段的特征等关键问题,提出了“前礼制形态”、“前明堂形态”以及 “准明堂形态”等重要的新命题。在史前社会有所谓“黄帝明堂”、“神农明堂”的传说,其中的天神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礼仪活动,经过多年的发展完善,成为明堂制度的基本要素。夏代以前是古史传说时代,夏代只有“世室”,殷商只有“重屋”,是明堂制度产生之前的初级、原始形态,是明堂制度的前身,称为“前明堂形态”,这一时期可以称为明堂制度的准备期。西周初年,“前明堂形态”终于演进为“明堂制度”,后稷配天、文王配上帝的祭天配祖与负斧依朝诸侯的标准明堂礼的格局终于形成。我们称这一时期为明堂制度的初步形成期。西周至少有四种明堂形制流传了下来,先周明堂、宗周镐京明堂、周公在成周洛阳明堂、西周晚期明堂,大概都有各自不同的尺度与外观特征。东周是明堂制度的萧条期。战国是明堂制度的失落期。两汉是明堂制度的复兴期,还产生了丰富的有关明堂制度的理论著述。西汉武帝在泰山脚下建起了汶上明堂,此后有包括武帝在内的历任皇帝东巡来行明堂礼。平帝、王莽时期是明堂制度的转型期,王莽托古改制,在长安南郊兴建了规模宏大的礼制建筑群,其中的明堂建筑有明确的尺度和形制描述。五十年代考古学家在西安大土门村发掘出一座礼制建筑遗址,学术界一般认为就是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所建的明堂或辟雍,我们认为还有可能是西汉太学遗址。东汉光武帝以后是明堂制<WP=231>度的繁荣期,明堂遗址虽然已经确认在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但破坏严重,又没有进行过考古发掘,目前只能对相关细节问题作初步推测。魏晋南北朝的明堂制度处于维持期。南朝自刘宋开始,就对明堂制度另创新规,创造了“殿屋十二间”等样式。北朝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也包括了明堂制度,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北魏平城明堂遗址,发掘报告指出明堂、辟雍、灵台三位一体,在明堂建筑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唐代是明堂制度的再繁荣期,武后时明堂建筑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规模阔大,气势宏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而盛唐以后就只有不在明堂举行的“准明堂礼”了。宋代以后,明堂制度的发展进入了停滞期。徽宗开局兴工建造明堂,形制上基本上是复古主义的,而当时的明堂制度也内容更庞杂、仪式更讲究。明代的明堂制度进入了调整转型与衰败消亡期。明代初年虽然明堂制度的主要内容还存在,但是已经大幅度退化,至世宗为争正统改造大祀殿为泰享殿,所行圜丘祭天、方丘祭地、明堂祭天配祖之礼是“三礼合一”,只能称为“后明堂礼”,是它走向最后消亡的前奏。到清代泰享殿被更名为祈年殿,不再行祭天配祖之礼而改行祈谷礼,明堂制度的主体最终消亡,但是它的影子还保留在民族文化的历史中。明堂制度产生的原因是为了维护传统的人、神关系;最终消亡的原因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加强人间与神界联系的必要性逐渐消失,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潮流最终击败了儒家的理想主义。明堂制度的历史显示出两个基本特征:1、明堂制度的本质是维护人间与神界最为紧密的关系,所表现的意义则是君权神授。2、当人际关系需要进行重大调整时,往往被利用来构建新的人际关系。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扼要论述了明堂制度的渊源及流变,与明堂制度有关的问题还有一些,都有待于今后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