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向好为金融市场带来了丰富养料,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也孵化了一系列网络借贷、众筹融资等新型商业模式。在市场经济商事交易活跃,融资渠道拓宽的同时,由于国家疏于对民间融资行为的指导与规范,成立的融资平台未纳入行政机关安全监管,许多投机分子借此灰色地带大量吸收民间资金为自己使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也成为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案由当中案件数最多的罪名。该罪往往案情纷纭杂沓,牵涉其中的人群广泛,致使各投资人财产无法追回,不仅扰乱金融市场秩序,还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该罪判罚的合理与否,对被告人、集资参与人及其家庭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因此有必要对其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讨论,统一类案的裁判和处理方式。论文通过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选取山东省与广东省2017年到2019年三年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一审判决书作为样本,通过对统计的样本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各判决书在本罪的入罪与出罪及其犯罪构成关键要件的认定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同时存在法院说理模糊不清等问题。在司法认定上存在疑点、分歧的情况,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点:一是行为主体入罪层级的认定,即对哪一层级的被告人入罪与处罚,存在需要规范和统一认识的问题;二是对被告主观故意的认定。判决书中多只描述被告客观实施的行为,对是否存在主观上的故意以及当不予采纳辩护人所提出的被告人缺乏主观故意的辩护意见时,没有进行理由的阐述和说明;三是犯罪金额的认定。实务当中,对反复投资的本金利息是否应当重复计入犯罪金额、亲属投资额是否应当计入犯罪金额的问题,司法认定中,意见存在明显的分歧,对犯罪金额的界定不明,会导致被告退还金额是否应从犯罪金额当中扣除的问题无法解决;四是非法融资平台违法性的认定。司法认定中存在关于平台非法性的认定依据不明确、将不能归还投资人资金作为平台违法性认定标准、认定平台违法门槛过低的问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不特定对象吸资,其涉众性特点非常突出,为此,要结合不同层级人员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侵犯的法益等的认知程度,合理地把控“入罪层级”的认定。在此罪的认定中,行为人是否存在主观故意非常重要,因此,有必要在此类案件中引入行为人主观故意认定的辩论程序,同时,加强裁判文书对主观故意认定的说理。关于“犯罪金额”的认定,要明晰“犯罪金额”的内涵和外延,与被告退还金额作出区分。对于非法融资平台违法性认定,要细化平台评价指标要素,以更好地界分目的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成立的非法集资平台与合法融资平台。此外,国家也应相应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于其中不合理之处进行修改,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融资平台的日常检查与管理,将融资平台与征信系统挂钩,方便投资人直观了解平台投资风险,从源头预防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