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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国际分工方式正在发生剧烈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展开。目前,中国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越来越深,但长期以来,中国只能凭借自身要素禀赋从事较为低端的分工环节,这限制了中国国内价值创造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在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和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新时代背景下,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程度与方式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本文在梳理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以及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机制理论的基础上,使用Wang等(2017)提出的生产分解模型对2016年版本的WIOD跨国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重新分解测算,并对中国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情况做了纵向和横向对比。实证部分,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选取了可区分前后向以及复杂程度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增加值视角下的新显示性优势指数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分析了2000年至2014年间43个经济体56个细分行业的跨国面板数据。此外本文也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四大主要部门之间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的异质性,做了多组分组回归和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为:第一,中国整体和大部分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都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中国目前仍更多地以后向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扮演着“价值输入”的角色,但近年来这一角色正逐渐向“价值输出”转变。第二,2000年至2014年中国的农业和能源业的国际竞争力都出现了较大下降,但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得到了长足发展。第三,整体来看,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尤其是简单参与度对产业国际竞争力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活动对服务业竞争力的正效应最强,而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嵌入活动则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有显著抑制作用,尤其是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加快培育国内企业创造增加值的能力,积极推动各行业通过价值输出的形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国家和地方要为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更完善的制度保障。引导国内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培养核心竞争优势,努力摆脱过度后向嵌入的负面影响;创造服务业内公平竞争的健康市场环境,鼓励服务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升自身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实现与其他行业的协同发展。
本文在梳理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以及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机制理论的基础上,使用Wang等(2017)提出的生产分解模型对2016年版本的WIOD跨国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重新分解测算,并对中国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情况做了纵向和横向对比。实证部分,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选取了可区分前后向以及复杂程度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增加值视角下的新显示性优势指数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分析了2000年至2014年间43个经济体56个细分行业的跨国面板数据。此外本文也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四大主要部门之间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的异质性,做了多组分组回归和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为:第一,中国整体和大部分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都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中国目前仍更多地以后向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扮演着“价值输入”的角色,但近年来这一角色正逐渐向“价值输出”转变。第二,2000年至2014年中国的农业和能源业的国际竞争力都出现了较大下降,但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得到了长足发展。第三,整体来看,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尤其是简单参与度对产业国际竞争力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活动对服务业竞争力的正效应最强,而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嵌入活动则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有显著抑制作用,尤其是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加快培育国内企业创造增加值的能力,积极推动各行业通过价值输出的形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国家和地方要为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更完善的制度保障。引导国内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培养核心竞争优势,努力摆脱过度后向嵌入的负面影响;创造服务业内公平竞争的健康市场环境,鼓励服务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升自身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实现与其他行业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