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条块关系下,乡镇政府在按照职能进行条条分工分线的运作的同时,通过划片包村治理的方式来实现并巩固乡村关系的行政化。正是这种乡村关系的行政化,积极地消解了乡镇条条职能机构面对传统的乡土社会所无法执行的大部分乡村管理职能。但是,条条科层场域的正式权力一旦遭遇了乡土情境之后,无形中会被乡土场域的各种权力资本所消解。其权力运作的逻辑和策略不断地调整,以适应这一独特的乡土特点的方式,完成着国家对乡村的控制与整合作用。包村干部的条块双重角色反映了从分工泛化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分工细化的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使得包村干部承担了从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的对接功能。可是由于税改后的资源汲取功能有了大幅的下降,而其运作成本的却反而增加,同时制度结构安排的天然缺陷以及运作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影响了乡镇划片包村治理绩效,使其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权力内卷化。乡镇“划片包村”作为一种转型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体现了国家在乡土社会进行政权建设的努力。虽然实践中出现低效化的倾向,可一旦取消这一治理模式,而新的有效模式又不能发现,则必然会给乡村治理带来难以预料的不良影响。所以我们在继续实行这一治理模式时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造,一方面促使它从地域性为主的包村治理转向职业性的包村治理,如积极探索工作组包村的模式；另一方面促使它从人情包村向依法包村的转型,探索既能体现国家法律精神又能适应乡土风俗的执法程序和法律规则,实现乡镇基层政府管理的依法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