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微观方面，企业的投资行为也为企业快速成长提供了动力。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之后，我国企业又面临各种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提高投资效率已成为企业进入下一个发展快车道的钥匙。然而，长期以来，非效率投资问题一直存在并困扰企业的发展，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和外部竞争等会造成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针对投资效率，国内外学者在传统金融学理论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而缺乏对行为金融学中认知偏差导致过度自信的考量。管理层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深受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使得我们在研究企业投资效率时，需要结合行为金融学中的过度自信进行研究。　　由于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伴随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市场的兴起，我国股利政策研究才开始起步，并且研究领域受到一定限制。根据信号理论，现金股利的发放可以作为企业具有稳定现金流、发展良好的信号传递给投资者，提高企业价值。因而，企业的股利政策受到包括监管层、国内学者及外部投资者在内的各方密切关注，这也是本文致力于研究的课题。此外，企业过多的自由现金流容易导致过度投资，而现金股利作为我们公司治理中降低代理成本、加强外部监督的有利工具，能有效减少企业自由现金流，进而能否抑制过度投资，优化资源配置，同样也值得我们关注。　　区别于以往仅考虑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代理理论的做法，本文从管理层过度自信这一行为金融学角度出发，选取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1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企业过度投资问题。在理论支撑方面，本文使用了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股利理论以及行为金融学理论，并提出两个假设。H1: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管理层过度自信与公司过度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H2: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现金股利的支付能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在变量度量方面，本文以管理层是否存在高估企业业绩作为衡量管理层过度自信的标准，在参考众多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借鉴理查森的投资效率模型度量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模型回归得到的e用来判断企业是否存在非效率投资，以及衡量企业存在非效率投资的程度。当e大于0时，即表明企业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且e越大，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越严重。此外，本文还在此基础上构建回归模型，分析企业管理层过度自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同时，为深入探究股利政策这一公司治理行为能否有效抑制企业管理层过度自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本文还引入现金股利变量，使用管理层过度自信变量与现金股利变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为保证管理层过度自信、现金股利与过度投资的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基于管理层过度自信、现金股利与过度投资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管理层过度自信现象;第二，存在管理层过度自信的企业更易发生过度投资行为;第三，发放现金股利能有效抑制管理层过度自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最后，本文结合我国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就如何提高公司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公司治理能力，保证公司稳步健康发展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并针对本文研究存在的不足进行深入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展望。　　本文在研究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时引入现金股利变量，探究管理者过度自信、现金股利与公司投资过度之间的关系，发现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对过度投资的交互影响，丰富了相关文献，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