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对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不断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支持政策。与此同时,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也开始逐步推进,民众足不出户即可通过手机、电脑等智能产品观赏到丰富多彩的赛事节目。由此可见国内的赛事直播已然形成庞大的商业市场,加之体育赛事制作和传播过程中丰厚的广告利润,一时间,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侵权问题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吸引了诸多学者参与到相关话题的讨论,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也对类似争议的案例争执不下、判了又判。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侵权问题的核心争议聚焦在以下两点:一是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法律性质界定不清,二是网络实时盗播的请求权基础选择不明,这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出现,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审判的统一性。而就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法律属性的判定,则因独创性认定标准的不同,在学界主要形成两大类学说:“作品说”认为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构成视听作品,由广播权予以保护,“录像制品说”则认为其可构成录像制品,由广播组织权进行保护。明晰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在法律中的地位对探究侵权请求权基础有着先决的作用,故本文首先分析和研究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传播类型、法律属性、权利来源以及独创性判断,细致阐述了我国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保护的现实困境和侵权问题,指出我国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不宜用“作品”进行保护,这也是对绪论中部分学者观点的回应。随后通过比较我国法律条文中有关“视听作品”和“录像制品”的具体规定,结合体育赛事现场直播过程中制作人员创造性行为的投入,提出不应排除录像制品享有最低程度的独创性特征,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可以作为录像制品这一邻接权客体而存在。在确定了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构成录像制品的基础上,本文借助大量有关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指导性案例,针对网络实时盗播的具体请求权基础进行论述。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年修订）为广播组织的转播权增添信息网络渠道,由此得出广播组织权中的转播权是最为合适的请求权基础。因此文章最后通过比较分析英美法系较低的独创性认定标准和大陆法系较高的独创性认定标准之间的差异,对国际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保护趋势进行简要的归纳,从而提出我国体育赛事直播节目著作权保护的改进措施:一是确定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属于录像制品的范畴,二是完善广播组织权中的转播权作为请求权基础,三是在实践中妥善处理与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有关的侵权纠纷案件,以更好对其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