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诗歌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诗歌的内涵和寓意也更为丰富。《诗》从最初的礼仪仪式中解放出来,被广泛的运用到社会政治与人际交往活动中。一方面,作诗、引诗、诵诗、赋诗、歌诗等用《诗》现象,种类多样、灵活多变。另一方面,在社会礼乐制度的文化背景下,丰富的用《诗》现象又要遵守深层的礼乐制度规范。在维护礼乐系统的基础上,恰当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化用已有诗句,为自己表情达意所用。在春秋时期丰富的用《诗》现象中,自然孕育了诗学理论的萌芽。这一时期,是我国诗学理论不自觉的启蒙时期。因而,这时期的诗学理论具有概括性、片段性与指导性的特点。春秋典籍中,提到的较为重要并且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诗学理论观点主要表现在《左传》与《论语》中。《左传》中提到的“诗以言志”的理论,是“诗言志”观念的明确体现。同时。“歌诗必类”论与“赋诗断章”论又分别从内在规范和外在形式上指导复杂的用《诗》现象。《论语》中提到的诸多理论,体现了儒家学派对于用《诗》现象的感悟和思考。其诗学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仍然是对与诗歌社会功能的推崇,意图通过诗歌温和的教化作用,塑造理想的人格,实现社会的统治与和谐。春秋时期,由用《诗》现象及所生发出来的诗学理论萌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正是这些朴素地思考与总结,拉来了我国文学自觉的序幕,使文学逐渐从社会作用中剥离出来,探索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文学性与审美性。